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

中苏关系由此转冷，甚至在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此次事件让中苏关系彻底交恶。就在中苏对峙期间，朝鲜政府受到莫斯科指使，在中朝边境集结大量集结军队，对中国施加压力。

可能会有人纳闷，中朝可是“血盟”关系，朝鲜怎会助纣为虐。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但总体上是有以下几点原因促使朝鲜做出了这一倒戈相向的行为。

一是朝鲜自带的所谓“事大主义”。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彼时的美国在冷战中已实际落入下风。面对强大的苏联和当时国力不强的中国，金日成的选择可想而知。

二是朝鲜对苏联重建的经济援助难以舍弃。朝战过后，朝鲜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指望已经元气大伤的中国再拉把手是不现实的，于是朝鲜领导人转而争取苏联对其经济恢复的援助工作。

为了加强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苏联对朝鲜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朝鲜经济重建过程中，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主要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三年计划期间朝鲜工业项目几乎都是苏联援建。

根据 《苏联帮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协议》，苏联援助朝鲜10亿卢布设备、物资等，其中６亿卢布是非成套设备和物资，４亿卢布是成套设备和技术。

经济的渗透使朝鲜不可避免地对苏联产生了一定的依赖，甚至会站在苏联的立场与曾经的恩人反目。

三是中国对金日成清洗朝鲜延安派，试图建立金家王朝感到不满，双方发生了不小的摩擦。1969 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苏联的外交使团中纷纷传言: 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若干年后，金日成在一次谈话中证实，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们江侵入朝鲜领土。

然而，据当时在延边插队的知识青年和工作人员说，中朝边境地区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很可能是朝方的误判。

1969年是新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动荡的一年，中苏双方如果没有彼此克制势态的进一步发展，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突然爆发。

面对苏联的逼迫，毛主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 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 要准备打仗”。

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

能牵制超级大国的唯有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抵御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摆脱外交上的孤立。

恰恰此时，美国为摆脱冷战不利的战略局势，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寻求与大陆关系的解冻。

中美关系的悄然变化惊醒了苏联领导人，苏联总理柯西金希望与北京举行会谈。

周总理代表中方出席会谈，会谈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中苏一致同意“ 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 ，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 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

自此，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但中国直到1970年2月才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

在中苏边界冲突得到解决后，中朝关系是继续走向冰点还是破镜重圆？

毛主席的回答是：“中朝还是应当搞好关系”。

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庆典的朝鲜第二号人物崔庸健，立即回答说，“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

随后，中朝关系迅速升温，金日成访华后两个“老朋友”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没有永恒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朝鲜对于中国就像一层坚硬的盔甲，是一块能与超级大国周旋的兵家必争之地。

只要美日两国试图挑战传统东亚秩序的心思还在，中朝的高层就都不愿两国关系走到彻底破裂的地步。

当然，随着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时，中朝关系到底走向何方又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