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标志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地区随即成为各方势力争相瞩目的焦点。这片土地物产丰饶，土壤肥沃，加之日军遗留的兵工厂以及丰富的武器弹药，使得这里成为争夺的焦点。
在关键时刻，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果断提议，派遣十万精锐部队挺进东北。
在此之前，鉴于东北地区在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位，中央为有力遏制蒋介石所挑起的内战，已明确提出夺取东北的战略目标，并作出部署，派遣军队赴东北。然而，提出派遣多达十万人规模的部队这一建议，却是由黄克诚同志首先提出的。
这一战略决断，为我军夺取东北的关键步伐与强有力举措，其之所以能实现，正是依赖于我党指挥的十万雄师挺进东北，从而迅速稳定了局势，为我在东北的立足和未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9月23日，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的主力部队，共3.5万人，踏上了千里迢迢的东北进军之路。他们历经两个月的日夜兼程，途径山东、河北、热河等地，长途跋涉，终于在11月2日抵达了锦西地区。
另一方面，自1945年10月至11月初，国民党军队依托美国提供的飞机与军舰，从华南及越南等地大规模调集兵力。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的第13军与第52军，在美军的舰艇运送下抵达秦皇岛。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指挥下，他们依托先进的装备和炮火、空中优势，向我方驻守山海关的部队发起了猛烈攻势。
我军英勇抵抗，屡次击退敌军的猛烈攻势。然而，由于装备上的劣势以及敌强我弱的明显态势，至11月26日，新近解放的山海关与锦州不幸沦陷，国民党军队沿北宁线继续向沈阳进逼。
在此情形下，黄克诚迅速向高层紧急通报，阐述了我国军队进驻东北后所遭遇的诸多困境：缺乏党组织领导、群众支持薄弱（东北民众深受国民党宣传影响，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政权缺失、粮食、经费短缺、医药匮乏、衣物鞋袜不齐。这些问题严重打击了部队士气，加之土匪的不断侵扰，我国军队在东北几乎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克诚率部进军东北之际，他始终坚持两点：一是确保武装装备齐全，二是保证棉衣充足。正是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新四军三师在进入东北的我军队伍中，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战斗力强劲。这也难怪陈毅将军此前曾评价黄克诚，尽管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却如同拥有千里眼一般，能够洞悉千里之外的重大局势。
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军东北时，应暂时避免在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展开战斗，转而以主力部队占据中小城市及广阔农村地区，构建根据地，逐步壮大实力，为长期斗争做好充分准备。
此建议深受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11月28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发展方针的指示》，为东北战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遵照命令，东北我军的主力部队，约四分之三的兵力，以师（旅）为基本单位，开始在辽阔的西满、北满、东满等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散部署，肩负起剿灭匪患、发动群众、构建根据地的重任。
自1946年起，黄克诚同志肩负重任，引领新四军三师在西满地区积极开辟根据地。同年三月，他巧妙调集三师精锐，接连攻克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战略要地，赢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这些胜利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更使部队装备得到显著提升，后勤补给充足无忧，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休整与补充机会。
然而，在四平保卫战中，我军遭遇了挫败，无奈之下只得舍守四平，且战且退。东北战事遂告一段落，暂时陷入了休战状态。
直至6月，全面内战正式拉开序幕，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黄克诚率领所属部队与众多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共同参与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役，成功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先南后北”的战略攻势，随后迅速实现了战略上的反攻。
自1947年夏季、秋季及冬季的连续战略攻势后，国民党军队被迫分散、围困并逐步退缩至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立无援的大都市，从而形成了逐一被各个击破的有利局面。
在成功完成建立西满根据地的重任之后，黄克诚同志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并兼任后勤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的职务。
1948年四月，鉴于备战攻取锦州的战略部署，以及强化东北战场南线后勤支援的迫切需求，黄克诚同志再次被任命为冀察热辽分局的书记，并兼任军区政治委员一职。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的战鼓隆隆敲响。紧随其后，10月17日，长春这座城市宣告解放。随后，11月2日，沈阳亦重获自由，这标志着辽沈战役的圆满落幕，东北全域自此迎来了光明的曙光。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局势日渐清晰，鉴于跨越地域作战的需求以及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需由地区序列转变为序数序列的指令。
在那时，被誉为百万雄师的东北野战军被整编为第四野战军，并正式确立了兵团编制体系。该体系下辖第12、第13、第14、第15四大兵团，每个兵团由三支军组成，每支军又管辖四个师，兵力规模介于15万至20万人。兵团的建立，标志着第四野战军从纵队制向兵团制的历史性转变，此举将显著提升部队的指挥效率和作战实力。
然而，随着四大兵团司令员的人选名单揭晓，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首先提议“调动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并在关键时期坚决阐述东北面临的困境以及长期斗争策略的黄克诚将军，竟然并未出现在名单之列。
在名单之上，四野的第12兵团由萧劲光出任司令员，第13兵团的指挥重任落在程子华肩上，第14兵团则由刘亚楼执掌帅印，而第15兵团则由邓华担任司令员。
在众人之中，萧劲光以其最丰富的资历脱颖而出，新中国成立后荣膺大将军衔。而程子华因投身地方建设，未获授衔之殊荣。至于刘亚楼与邓华，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彰显其卓越功勋。
黄克诚与萧劲光同获大将军衔，从这个角度看，他之所以未列入四野四大兵团司令员的行列，并非资历问题。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自辽沈战役落幕不久，黄克诚便荣获了一项新的职务任命。这项任命出自毛主席的亲自指派，亦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彼时，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正处在休整阶段。国民党方面当时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期才能完成战备，准备入关作战。
随着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中央军委敏锐地预见到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南撤的势头愈发明显，遂迅速作出战略调整，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期，火速入关，与华北军区主力紧密配合，提前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平津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压轴之战，其核心使命在于解放北平和天津这两座重要城市。
天津，作为华北地区排名第二的大都市，因其毗邻首都的地理位置，承担了部分首都职能。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多的外国租界，同时，其经济地理优势也使得它成为华北地区工商业的领军城市。
然而，在帝国、封建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扭曲的姿态。彼时，天津的人口已突破十八万大关。在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掠夺，天津的工业生产陷入极度凋敝，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苦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届时究竟派遣何人执掌天津，掌控天津的局势，这已成为毛主席在派遣东北野战军入关之际便着手提前深思的问题。
最终，毛主席的目光落在了黄克诚的身上。在毛主席的考量中，攻克天津的重任主要由东北部队承担，因此选派一位在东北部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干部来主持天津军管会的工作，对于确保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而黄克诚无疑是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
黄克诚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是位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的老红军，沉稳老练，一贯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又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
11月20日，中央迅速下达指示，要求东北局：“……务必尽快安排黄克诚同志完成现有工作，并带领干部团队随东北野战军南征。黄克诚同志亦需做好充分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一职，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
12月13日，黄克诚正式被中央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官会主任，肩负起接手即将被解放的华北地区第二大城市——天津的重任。
1949年1月14日，天津迎来了解放的曙光。黄克诚率领军管会干部踏入城门，鉴于这些干部多长期扎根农村，对城市生活，尤其是像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较为生疏，黄克诚在入城之际，特别着重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
一连七项“严禁”规定，包括严禁独断专行、严禁擅自行动、严禁胡言乱语、严禁贪污腐败，以及短期内严禁更换衣物、抢夺物资，严禁闲逛嬉戏、严禁官僚作风，这些规定旨在牢记李自成因腐化堕落而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对接管干部的工作起到了严格的规范作用。
紧接着，1949年1月16日的拂晓时分，天津市公开发布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布告》，正式宣布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全体军管干部均已就位，随即启动了根据天津地下党事先制定的接管方案。在自上而下的紧张部署中，天津的社会秩序和工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
彼时，与黄克诚共同肩负天津接管重任的，还有天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敬，以及天津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兼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三人的姓氏均属“黄”，恰似天作之合，一时之间，众多干部戏称天津为“三黄治市”，此乃一段佳话流传至今。
果然，黄克诚不负毛主席所望，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天津的接管与初步建设任务，更积累了宝贵的治理大城市的经验。
在天津工作满半年之际，1949年5月，黄克诚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天津的建设进展。汇报结束后，毛主席随即再次委以重任，指派他承担起领导湖南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
黄克诚与毛主席同乡于湖南，继成功接管天津之后，毛主席再次征召，委以黄克诚主政湖南的重任，此举亦充分彰显了毛主席对他的深切信赖。
此后，黄克诚肩负起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的重任，主政三载。期间，他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与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完成了剿匪、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消灭封建势力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从而塑造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湖南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克诚由此成为了新湖南的开拓者之一。正当他意气风发，准备继续引领家乡的人民砥砺前行，为构建新湖南贡献更为卓越之力时，毛主席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黄克诚。
1952年10月，遵照中央的电令，黄克诚肩负使命，奉调进京，正式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总后勤部部长之职。
至1954年，黄克诚相继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及国防部副部长，虽不再负责总后勤部的工作，然而直至1957年，后勤领域内的重要事务依旧需向他进行汇报。
1955年，我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黄克诚将军荣获大将军衔。紧接着，在1958年，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肩负起更为重要的职责。
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协助彭老总制定了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条例与政策，还对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整编改革。此外，他还参与了1953年对金门国民党军队进犯东山岛的反击作战，1958年对金门的炮击行动，并亲自领导了“两弹”基地试验场的选址与初期建设工作，为我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在1959年，黄克诚不幸遭受了不公的指责，导致其失去了职位。至1965年，历经六年闲赋在家的黄克诚渴望重返工作岗位，毛主席便决定委派他前往山西，担任副省长的职务。
抵达山西之后，黄克诚肩负起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重任，开启了那段鲜为人知的非凡岁月。
在这段时光里，尽管周遭仍旧笼罩着一片阴霾，黄克诚对工作的热忱却始终高涨。年逾花甲的他，常扶着一根拐杖，跋涉于乡间小路，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与走访。
当地干部感慨道：“黄老在山西任职的一年多里，大都是深入县乡一线奔波，我们鲜少在太原见到他的身影。自从我调入省委工作，便时常听闻关于他的诸多议论。即便年事已高，资历深厚，历经多年的不公与降职，他却依旧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作风。每当谈及黄老，我们这些省地领导干部无不心生敬佩。”
遗憾的是，美好的时光未能持续太久。在那段多灾多难的岁月里，黄克诚未能逃脱命运的波折。1975年，他重返山西，然而工作尚未得到妥善安排。
1976年岁末，黄克诚因眼疾再度发作，不得不赴北京就医住院。经过不到一年的治疗，他的眼痛和干涩症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右眼已无法恢复视力，而左眼也仅存微弱的视觉感知。
行将出院之际，黄克诚着手整理行囊，准备返回山西。然而，他意外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告知无需返回山西。
中央组织部特地安排他入住招待所，并慷慨地赠送了他一张参加人民大会堂建军节庆祝活动的珍贵请柬。
此刻，黄克诚自18年前便未曾重返人民大会堂参与工作。于是，他特地翻出了那件昔日的军装，身着得体，即便缺少了肩章，却也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尊贵与庄重。
很快，在1977年11月25日，黄克诚同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次年，1978年，他受邀复出，担纲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一职。
在1980年新春伊始，中央纪委举办的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黄克诚同志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他围绕纪检干部的选拔与培育这一议题，深情阐述。
“纪检人员应具备保健护士般的严谨……然而，若我们的同事缺乏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魄，又怎敢奢望他们能不顾一切地与‘大老虎’抗争？又怎堪胜任党的健康守护者？组织将我们置于纪律检查的岗位，我们便应承担起责任，全力以赴，将个人得失置之脑后，绝不可如同无赖般，敷衍了事，浑浑噩噩度日！”
他的发言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在讲话的尾声，他以幽默的口吻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像我这样视力不佳，连眼前的杯子都难以辨认，不知何时便会‘寿终正寝’。若不及时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又怎能应对未来的挑战呢？”
1982年，黄克诚再度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一职，即便双目失明，他依然坚守岗位，为新时代的纪检事业奉献了最后的宝贵力量。
1985年，身患多病的黄克诚向中央提交了退休申请，该申请随即获得了批准。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疾病在北京辞世，享年84载，从此画上了他光辉灿烂、品德高尚的革命生涯的圆满句号。
岁月流转，英雄已远去，然而在那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黄老始终坚守真理，直言不讳，无论历经多少磨难，其忠贞不渝的精神与感人事迹，必将永载史册，长留于后世子孙的记忆之中。
素材来源：
吴永胜. 《“三黄”在天津》[J]. 党史纵横，2004，（02）：27.
[2] 刘小清在《党史纵横》1989年第5期文章中提到，“建议调动十万大军进军东北”的提议最初由谁提出的？
[3] 王卫东：《黄克诚对东北战略进军的重要贡献》，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第50-52页。
[4] 任振杰、倪秀丽：《敢向苍穹探寻“几何”的共和国名将黄克诚》，《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第5期，第2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