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当时他的思想还处于迷茫和徘徊的阶段。

但到了1919年年底，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那里，他阅读了关于俄国情况的报道和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文献，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其中有三本书对他影响尤为深刻，帮助他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动摇或彷徨过。他认为这三本书提供了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第一本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著作；第二本是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第三本是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

到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毛泽东经历的思想转变对他自己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分水岭。

从那时起，他便走上了一条既艰辛又光明的崭新道路。

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这段经历，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明白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让我初步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不过这些书上并没有提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阶级斗争’这四个字，然后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

这时，毛泽东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找到了根本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公式：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 = 唯物史观 ；方法 = 阶级斗争 + 阶级专政； 目的 = 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蔡和森多年来研究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心得总结。

毛泽东回信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蔡和森提出的“三个公式”中，毛泽东认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方法”问题。毛泽东的这个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反复权衡的。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山穷水尽）了，各种办法都试过行不通之后的一个变通办法，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放着不用，而单单要采用这种激烈的方法。”

一个月后，在新民学会长沙集会上，毛泽东再次说到：“俄国人走的路，都是其他路走不通之后才发现的。这是一条新路，与其他改造方法相比，这条路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这“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可见，在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毛泽东特别选取了“阶级斗争”这一核心理论

。这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特点。

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民主革命，另一件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他还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专注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从理解和实践“阶级斗争”开始他的革命道路的，也正是依靠“阶级斗争”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