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是北京二环内唯一的外国大使馆。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并非偶然，其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那时这里已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驻地，也相当于当时的“俄罗斯大使馆”。由此可见，连“大使馆”这样的机构形式早在中国已出现，乾隆皇帝对欧洲事务远不是一无所知。

尽管中俄相隔万里，实际上清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的联系早在17世纪末便已建立。1688年，法国科学传教团首次抵达北京，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两个在地理和文化上差异极大的国家，竟然开展了数十年十分频繁的高层交流。正因为如此，中国皇帝直接感受到了西方近代浪潮的冲击。

有关清代皇帝闭塞保守的刻板印象，并不符合历史现实。“他们不是毫不知情，恰恰相反，他们懂得太多”。当乾隆即位时，法国人早已在北京服务，而雇佣法国人为宫廷供职的做法，在其祖父和父亲当政时期就已成为惯例。这些法国人进入中国后，多数终生效力于清廷，与俄罗斯使馆内的人员不同，较少再回欧洲故土。他们被清帝国认为是安全可靠的，毕竟法国与清帝国并无地缘冲突。

乾隆时期，中法之间的往来远比许多人想象的密切。乾隆会命令御用画师郎世宁、王致诚等将宫廷绘画原件寄往巴黎，请法国专家制作铜版画，然后再与原作一同送回北京。这种互动显示，两国不仅是外交关系，更有深度的文化、科技交流。

法国传教士和学者，曾成为乾隆亲近的朋友。他们来自一个乾隆既陌生又神秘的欧洲世界，而皇帝对那个世界其实保持极大的好奇心，不论是“旧大陆”，还是美洲这样的“新世界”。乾隆最信任的法国人要属蒋友仁，皇帝常就欧洲政体、军事及社会制度等进行询问。欧洲是否有统领诸国的“共主”，为何有国家允许女性继承王位，欧洲国家的数量、军力、战法等问题，乾隆都一一关心。

显然，乾隆对欧洲行军布列、龙骑兵、火器等十分了解；他密切关注俄罗斯，知其幅员辽阔、实力强劲。皇帝甚至详细向蒋友仁探询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有法国人在俄军服役，或像蒋友仁那样为沙皇效力，俄罗斯人在科学艺术领域何以成就频出，以及欧洲有哪些国家足以与俄罗斯抗衡。乾隆也未忽略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与俄罗斯的长期交战；正因如此，他对清帝国北部边疆表现出充分自信，深知在土耳其未被征服前，俄国难以大规模东进。

至于“新世界”，乾隆亦抱有诸多好奇。他会向法国友人打探美国独立的经过，问及法国、スペイン在美洲的辖地是如何维持统治 那些遥远的海外领土对他而言充满不可思议。他还关心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吕宋（今马尼拉）等地欧洲移民的来历。

事实上，早在康熙年间，清朝便派遣使节拜访罗马天主教廷与法国等欧洲国家。乾隆也有意组团访问法国，对法中友好关系尤为重视。十八世纪，法国甚至已有在当地定居的华人。乾隆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有信件往来，后者还赠送过新式大炮。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本可能成行的互访最终搁浅。

时间来到乾隆五十八年。就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数月后，英使乔治·马嘎尔尼奉英国之命抵华朝觐，以祝寿为名觐见乾隆。由此，乾隆听闻法国君主死于民众之手的消息这在当时，确实对他产生了极大震动。所谓自由、平等、民族主义等欧洲新思潮，于乾隆而言尚属陌生的理论。但他敏锐地察觉，此类观念若得以流入中国，波旁王朝的覆灭，是否会在不久后重演于爱新觉罗家族？

毋庸置疑，乾隆首先视自己为满洲爱新觉罗家族的领袖，其次才是“大清”皇帝。英国使团带来的物品技术是否先进，乾隆岂会无觉？他长期关注欧洲，对西方变化心知肚明。所谓“中国地大物博，不需外物”，不过是种外交说辞，为拒绝英使另辟蹊径。

实行闭关政策，也许仍可维系家族基业。若一旦全面开放，则清朝所面对的将是无法预知的巨变。彼时，欧洲和北美进入剧烈变革时代，乾隆毅然选择闭塞国门，收紧政权掌控，他想，也许藉由拖延还能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1794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席卷数省，延续九年，为本已腐朽的清王朝带来沉重打击。自此，清帝国进入加速衰落期。就实际效果而言，乾隆的政策并非一无是处。闭关锁国确实为清王朝续命百余年。

从满清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利益出发，乾隆无疑具备清醒的现实判断。他的决策延续了家族存续。爱新觉罗家族成为中国古代众多王朝家族中，少数至今仍有后裔存世者。倘若清朝真的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覆灭，这一切也许都将改写。

参考文献：

《乾隆与法国大革命》 李景屏

《当乾隆皇帝“邂逅”路易十六》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