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担任毛泽东主席的卫士长达13年的时间里，李家骥有幸与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多位秘书建立了密切的交往。步入晚年，李家骥在访谈中深情回忆起那些鲜为人知的陈伯达往事，这些故事对于深入探究中国当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现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篇，以供史学研究者和广大网友一窥。】

问：领导者与秘书间的联系超越了常规的上下级纽带。领导者的日常工作中，秘书不仅负责信息的传递和执行，还时常参与到决策和计划中。那么，毛泽东主席与他的秘书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李家骥表示：主席的秘书团队规模宏大，我仅能就我所熟悉的部分秘书事迹进行简要介绍，例如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他们与我关系亲近。在此，我以陈伯达为例，展开具体讨论。

陈伯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主席秘书团队中年龄最为长幼，资历最为丰富，地位举足轻重，影响力亦不容忽视。在担任主席的贴身安保工作期间，我有幸与陈伯达有着不少的接触。在此，我将基于我所掌握的陈伯达的生平，为大家勾勒出一幅可能与众不同的肖像。

陈伯达、毛泽东、林彪）

1938年，陈伯达从北平迁往延安。这位自1927年便加入党组织、曾赴苏联深造、曾担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并在大学执教的杰出历史人物，起初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不久之后，在一次热烈的讨论会上，他的言辞吸引了毛主席的瞩目，随后逐渐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并被调至其身边担任工作。陈伯达凭借其卓越的才华与显著的工作成就，赢得了毛主席及中央的高度信任，由此逐步攀登至中共领导层的巅峰。尽管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过诸多职务，但“毛泽东秘书”这一职位始终伴随着他，甚至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的核心职责。

在历史名镇西柏坡，我有幸遇见了陈伯达先生。尽管因工作关系我们有过的接触有限，未曾真正深入交往。记得那回，机要部门的负责人交付了我一个使命，要我亲自将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亲手交给陈伯达先生。他那时住在主席府邸西侧，与朱老总及王明先生的居所毗邻，离机要室并不太远。但在此之前，我从未踏入过陈伯达先生的住所，对其所在的具体位置一无所知，只能边询问边寻找。在别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来到了一座平房前，轻敲三次门环，并大声呼问：“这里可是陈伯达同志的住处？”

门开：“请进。”

“尊敬的首长，叶参谋长特别叮嘱，此信需转达于您。”话语刚落，我便将信件庄重地呈送至他手中。

陈伯达连声称赞：“好。”

我留意到他并未有其他事务在身，于是对他说：“请首长出示一份收据。”

“你这小家伙真机灵啊！连取信件都要求出示凭证！”他带着一抹闽南口音，笑声中带着愉悦地对我说道。

“领导，这便是我们进行通讯工作时所秉持的常规做法。”我迅速作出回应。

他敏捷地挥笔书写了一张收条，递至我的掌心。这便是我与陈伯达先生初次相遇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交往愈发频繁，关系亦日渐亲密。总体而言，陈伯达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生活节俭，对衣着并不挑剔，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简朴；待人接物热情洋溢，言谈举止温和亲切，但并不擅长于长篇大论，使用福建话，听起来略显艰涩；他聪慧好学，深受周围人的尊敬。

请分享您在主席身边服务多年，积累的宝贵经历，能否通过一些具体的故事来详细说明您的观点呢？

李家骥：承蒙所问，我将那些留存于心的零散片段一一展现在你面前。这些片段，当时曾深刻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触动。我将它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其中或许有些引人入胜的亮点，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此提前说明，我的目的并非对陈伯达做出定论，亦非对他的一生进行全面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推行了供给制，食堂依照规模划分为大灶、中灶与小灶三个档次。高级干部享有小灶的用餐待遇，中层干部则分配至中灶就餐，而普通干部则被安排在大灶用餐。

那日，我担当着为叶子龙送饭的职责，不经意间目光扫过，只见陈伯达独自坐在小灶的角落里用餐。他并未融入众人“扎堆”的行列，而是独自一人，低头不语，缓缓地吃着。他的用餐姿态显得格外随意，似乎有些失了分寸。在为叶子龙送饭的空闲，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陈伯达的嘴角和鼻尖上沾附着几粒饭粒。

于双清别墅那段时光，我有幸得以与主席一同在庭院中散步。恰在此时，陈伯达匆匆而至，面露急切之色，似有要事相告。他紧随主席脚步数步，便开口言道：“主席，近期华北《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不知您是否已经关注？”

“文章？”主席好奇问。

《铭记历史》。陈伯达答。

主席淡然回应：“我未曾关注，能否请取来让我一观？”

“自当如此。”陈伯踏入主席的办公室，轻柔地接过那份报纸，递到了主席的面前。

陈伯达敏锐地察觉到主席的目光在报纸与他的脸庞间穿梭，似乎在静候他发表见解。陈伯达遂轻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一方面，我们的卫士难以清晰地捕捉到首长与秘书之间的对话细节；另一方面，陈伯达所使用的福建口音，对我们来说理解起来颇为困难，他的话语我并未完全领会。然而，主席那一句“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我却清晰无误地捕捉到了。

随后，我并未关注陈伯达是否执笔撰文，亦未细究其文章的具体内容。但有一幕情景，却始终鲜明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陈伯达的确非凡，他能在主席未曾察觉的角落，敏锐地洞察并适时地提出，而当主席将事务交付于他，他总能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这正是卓越秘书的风采所在！

“请他进来。”随后，他指示我说：“另外准备一副餐具，让伯达一同用餐。”我心中明了，这必然是事关重大的资料，亟待我们立刻进行深入讨论。

不久，陈伯达匆忙踏入主席的办公室。主席示意他于对面落座，并邀请他边用餐边审阅文件。陈伯达略作犹豫，随后依命坐下。主席随即递上预先准备的三四页文稿，并叮嘱道：“这份材料已初稿完成，你不妨仔细审阅，看看还需补充哪些内容。”说完，他一边用餐，一边继续交谈。陈伯达接过稿件，亦边用餐边与主席进行讨论。

他们的用餐与交谈并未拖延过多时间，仅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在这短暂的时刻里，我偶得几幕：原来研究的材料，竟是毛主席亲笔撰写的进军令。陈伯达审阅完草稿并与主席简短交流一番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无需在文中增删任何文字。”

主席轻扬嘴角，对陈伯达言道：“你还未详述，我打算再向老总与恩来征询意见。倘若他们皆无异议，这份稿件便可最终定稿。”

在这件事上，我深切地体会到主席对陈伯达的信任之深，以至于连这样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章，他也特地征询了他的意见。

此事不禁勾起了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岁月的回忆。据我所知，当时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的诞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敲定的。有的文章，是由秘书提出构思并执笔草拟，随后呈送主席审阅，最终由他定稿；有的文章，则是由主席提出核心思想和方向，秘书据此进行起草，再经主席修改直至定稿；而有的情形，则是主席亲自执笔起草，随后征求秘书的意见，两人共同研讨，最终完成定稿。

那时，我们由衷地敬佩陈伯达的卓越才华，主席也对他深信不疑。陈伯达确实在诸多重要文件与文章的撰写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席对陈伯达的期望和要求极为严苛，这种严格不仅体现在文章创作的领域，还广泛涉及其他诸多方面。每当出现问题时，主席的批评总是直截了当，严厉而毫不留情。

我亲眼见证了主席对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此，我愿进一步剖析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对陈伯达在外交交往中显露出的轻率态度所做出的指正。

在毛主席访问苏联的那段时光里，一日，斯大林亲自出面，接见了毛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一众要员亦随行陪同。而我与沈俭新则留在了驻地，肩负起守护家园的重任。当时，陈伯达是以一位学者、教授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晤。

在会晤的间隙，斯大林突然向陈伯达说道：“陈教授，我曾在过去阅读过您所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

陈伯达未曾料想斯大林竟会阅读过他的作品，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如此关键的场合，斯大林主动提起此事。这不仅是对他著作的极大赞誉，更是一份无与伦比的荣耀。陈伯达顿时激情澎湃，作为精通俄语的学者，即便翻译尚未全部完成，他仍露出了灿烂的微笑，与斯大林展开了愉快的对话。

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举起酒杯，款步走向陈伯达同志，深情地说：“让我们携手举杯，共同敬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

陈伯达站起身来，用流利的俄语发表了讲话：“让我们共同举杯，向全球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斯大林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夜幕低垂，主席刚踏入门扉，便对我说道：“请陈伯移步至我的办公室。”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乃代表团的一员，肩负着代表党和国家而来的重任，理应明确自己的身份，须知此乃政治与外交的场合！”

察觉到主席脸上泛起不悦之色，我立刻递上水杯与毛巾，随即轻手轻脚地退离现场。刚走出门口，便偶遇了叶子龙，便向他透露：“主席似乎心情不佳，正在对伯达进行斥责。”

叶子龙道：“活该，自找。”

我带着满腔的好奇，向叶子龙询问事件的始末，他简洁地为我勾勒了一幅轮廓，这才让我豁然开朗。

叶子龙仍觉得意犹未尽，直言不讳道：“伯达对主席之位的认识过于狭隘，实乃见识短浅，对场合的掌控也显得毫无章法，主席对他的教诲确实是刻不容缓！”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陈伯达泪流满面地离场，他低头不语，默默踏上楼梯，返回了自个的房间。

两个小时后，主席将我召至其侧，嘱我暗中观察陈伯达此刻正专注于何事。我小心翼翼地透过门缝窥探陈伯达的居所，只见他一边嚼着饼干，一边泪如泉涌。我悄无声息地返回主席的居所，向他禀报：“陈伯达同志此刻正痛哭流涕。”

主席语重心长地说道：“让他亲自去经历一番，从中吸取教训，以拓宽自己的视野。”

我未曾对外泄露陈伯达仍沉溺于品尝饼干的消息，随即我悄然离场。接着，我踏入了叶子龙的住所，向他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听完我的讲述，叶子龙不禁捧腹大笑，并戏称：“这位伯达还真是个有趣的人呢！”

此事并未戛然而止。大约是陈伯达承受了主席的严词批评，自尊心遭受打击，难以再直面他人，因此第二天便悄悄搬至了大使馆。

次日，主席传召陈伯达共商国事，不料他却如同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被蒙在鼓里的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叶子龙。叶子龙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随即走遍各个房间，并向门卫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最终得知他已前往了大使馆。通过电话核实，这一消息确凿无误。

我们向主席汇报了相关情况，主席随即下达指示：“让伯达即刻返回。”面对命令，陈伯达不敢有丝毫违抗，只得遵命再次回到代表团驻地。归来之后，陈伯达解释称，是想去苏联与自己的孩子共度几日时光，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无法逃脱毛主席的责备：“此次出访非个人之私行，你过于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今后你必须增强纪律观念，任何离队的行动，都必须向我提出请假申请。”

主席在处理政务时，始终严谨专注，坚持到底，绝不懈怠。他不仅两次亲自对陈伯达进行了公开的批评，而且明确指示：“请代表团成员对陈伯达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随后，我们进入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节，大家共同梳理经验与教训。陈伯达同志不仅积极与汪东兴、叶子龙、师哲等资深前辈进行深入的促膝谈心，更是一视同仁，与我这样的年轻后辈，无论资历、职务、年龄还是能力都不相匹配的晚辈，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

不久之后，陈伯达在短短两三天内遭受批评之后，竟意外地邀请我一同散步。我对此感到疑惑，遂向叶子龙求教。他赞同我接受邀请，想来是看穿了陈伯达邀请我相见背后的真正用意。

陈伯达与林彪并排而立，矗立于天安门城楼的最高处，自左向右，他们依次为林彪与陈伯达。

在漫步途中，陈伯达直言不讳地向我坦言：“小李，我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主席对我的批评是中肯而恰当的，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恳请您也对我的过失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我带着几分腼腆地开口说道：“伯达同志，由于年幼时涉世未深，对当前的形势了解不深，实在是难以提出有见地的意见。”

“你不知？”陈伯达问。

“不知。”我强调。

陈伯达对我简洁地勾勒了事件的经过。我静默地在一旁聆听，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待他叙述完毕，我以礼相待地回应：“主席的指正确实切中要害，我们理应深刻反省，汲取此次教训。”

未曾涉及任何令陈伯达不快的话语，他的心情愉悦之极。在庭院之中，他特意邀请孙维世加入我们，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步入楼内，陈伯达似乎仍有话未尽，于是他邀请我一同进入他的书房小坐。坐下后，他在桌面上挥洒墨水，题写了数行字迹，随后将那张纸递到我面前：“小李，对你的关照，我心怀感激。你正处于青春年华，前途无量，理应专心致志于学业，持续不懈地奋斗。我特地写下这数语，愿它成为你记忆中的永恒纪念。”

我接过那纸张，上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八字，心中默念，边说边道声谢。这张纸曾妥善保存在主席的存物房中，然而在1957年搬家之际，却不慎遗失。那一次搬迁，我损失颇重，甚至包括访问苏联期间，苏方赠予我的列宁塑像与怀表，亦一同失落。

主席对陈伯达的要求既严格又严厉，然而在严格之余，亦流露出对他的深切关怀。大约在陈伯达受到批评后的第五六天，某天深夜，主席命我唤田师傅准备一些食物。

我察觉到主席刚刚用餐完毕，不禁好奇地询问：“主席不是已经用餐完毕了吗，怎么还要做饭？”

“送伯达。”主席说。

问田师傅：“有饭菜吗？”

“有，给主席准备的。”

“主席让送伯达。”

听闻主席的命令，田师傅便将精心准备的佳肴盛入一只硕大的银盘之中，示意我取走。

我轻扣陈伯达书房的门扉，果然，他并未休憩，正埋头于案头撰写文件。我将托盘置于桌面上，随口提及：“这是主席吩咐，特此送来与你。”

“这难道是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似乎还未完全消化，疑惑地追问道。

我重申此事，明确指出这些菜肴是田师傅特意为主席所备，并请他先行享用。

“哎呀！主席的思虑真是周全至极，衷心感谢主席，感谢主席。”陈伯达心中颇感惊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当陈伯达用餐之际，我重返主席的居所，主席便询问：“你所负责的事宜，你处理得如何？”

我回应道：“事务已妥善处理，伯达同志此刻正进餐中。”

主席连声说：“好、好。”

陈伯达用餐后，未等我前去收餐具，便主动将盘子送至田师傅处。当我回到房间时，恰好在走廊与他相遇。他询问道：“主席已经休息了吗？”

我回应道：“没有，刚才她还特地询问过我是否已经为你送去了饭食。”

陈伯达听闻此言，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感动，眼眶中蓄满了泪水。他再次充满激情地表达道：“衷心感谢主席！”

1950年岁末至1951年初，主席携数位文士入住石家庄的一处招待所，彼处着手编纂《毛泽东选集》。陈伯达身为大秘书，自是随侍左右。

这院落虽不甚显眼，却藏匿着小白楼与平房，院落之外，更有一座公园相伴。主席常与秘书同仁们于此研讨、校对、润色文稿；于工作之余或餐后闲暇，亦常漫步于院中，以舒缓身心。

午后时分，大约二点钟光景，主席从睡梦中醒来，于庭院中漫步，身为卫士的我，自是紧随其后。

陈伯达亦随主席同行，于院落间漫步而谈，片刻后便一同步入房间。我隐约听闻，他们所论及的，乃《矛盾论》与《实践论》两篇深具哲学意义的文章。

在某个场合，国家领导人同陈伯达共进晚餐，期间提及《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的某段描述，询问陈伯达对此有何见解。陈伯达表示对该段落存在不同看法。领导人随即指示他寻找该段文字。

餐后，我们一同步入主席的居所。陈伯达随即取来《三国演义》，略作翻阅便精准地找到了那句话，随即递给了主席。目睹这一幕，我不禁由衷地敬佩陈伯达的博学。

1953年的尾声至1954年初，主席率一行人赴杭州着手宪法的起草工作，陈伯达与我也随同主席抵达了杭州。

在悠然漫步之际，主席发表见解：“我们所拟定的宪法，务必契合我国国情，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模式，亦不应简单模仿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架构。”

陈伯达表示：“我赞同主席的观点，我们应当汲取其精髓，却不可盲目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映射了该国的具体情况，苏联的宪法亦然，反映的是苏联的国情。至于我国的宪法，它所体现的则是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鉴于国情各异，宪法自然也应当有所区别。”

主席指示道：“伯达，请你对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观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进行细化处理，进而整理出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将成为我们编纂宪法的指导思想。”据传，宪法中那段具有重大意义的表述，正是源于那次两人间的深入交流与共识。

问：传闻中，主席对陈伯达的起居十分关照，曾亲自造访其宅邸。

李家骥：的确如此。主席初抵北平时，暂居于香山，不久后便迁至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定居。

起初，陈伯达居于颐和园。然而，由于主席频繁召见，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往返途中，这不仅耽误了工作，更是影响颇深。在主席的关照下，陈伯达得以迁至中南海。起初，他居于勤政殿的一隅小室，随后又搬迁至迎春堂。迎春堂由三座四合院构成，陈伯达居住其中一座，而熊复与周扬则分居其余两院。相较于往昔，此处条件大为改善，步行至主席居所仅需短短十几分钟。

一日，主席携我及警卫战士王振海一同前往南海漫步，途中，他忽然提议，不如我们顺道探访陈伯达。

主席与大家谈笑风生，不一会儿便来到了陈伯达住宅的前院。主席亲自上前敲响门扉，高声询问：“陈伯达先生，您可在此居住？”

寂静无声，王振海再次敲响房门，声音洪亮地呼唤：“伯达同志，请开门！”此时，隐约传来屋内的交谈声。片刻后，只见陈伯达身着睡衣，脚踩拖鞋，眼镜斜挂，开门而出。一见是主席亲自前来，他显得十分惊讶，急忙说道：“主席，若有事需通知我，可直接派人来，何必劳烦主席亲自至此。”

“外出漫步途中，特意前来探望，自搬家至今尚未光顾，不知所居之处是否依旧舒适？”主席边说边踏入屋内。

“庆幸，庆幸。”陈伯达原以为主席言毕即行，未料还需前往住处一观，这番意外之举让他顿时陷入困惑之中。

虽物品不多，却显得杂乱无章。桌上、椅上，乃至地面，堆满了书籍、报纸与文件，错落有致，仿佛排列成阵的待命士卒，静静地“站立”其间。

“这里便是你的办公场所了吗？”主席环顾四周，好奇地询问。

“没错，这房子确实不错，只是我未能好好打理。”陈伯达意识到屋内凌乱不堪，不禁有些尴尬地率先开口。

主席亦事务繁忙，对陈伯达的办公情形深表同情，宽慰道：“伯达同志您可是大忙人。哪日可否让小李、小王助您整理一番？”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陈伯达略显尴尬地摇了摇头，随即动手整理起书籍和刊物。“哎呀，我竟忘了邀请主席就座。”他这才意识到这一疏忽，急忙搬来一把椅子请主席坐下，然后又带着歉意说道：“这地方乱糟糟的，还请主席不要介意。”

主席微微一笑，对陈伯达轻松地回应道：“伯达啊，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名言，能否帮我查阅一番？”言罢，他从衣袋中掏出一张携有文字的纸条，递至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手持纸条，匆匆一瞥后，便从书架上取出了《资本论》，迅速翻阅至指定页面，随后向主席提议：“主席，您觉得这是否是您所指的那部分内容？”

主席接过书籍，目光一扫便道：“正是此节！小李，劳烦你将此书带回，用毕再行归还。”

“那便交给我来处理。”陈伯达终是平复了情绪。

江青、陈伯达、康生

踏入主席的办公室，我将那部《资本论》轻轻放置于他的办公桌上，趁机浏览了片刻。我发现书中某些段落旁勾画了多种标记，显然陈伯达不仅阅读过不止一次，而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