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一生结识了众多党外友人，其中，交往时间最长、情谊最为深厚的，无疑是那位心怀爱国的民主长者。章士钊。
深厚情谊与密切关系，既是同乡之情，亦为往昔旧交，他们之间的公谊与私交交织，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始终展现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亲密与信任。“砥砺道义，共规过失，患难与共，生死相托。”情谊深厚，至今传颂。
章士钊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士也。1903年，他于上海执掌《苏报》之笔。翌年，即1905年，他东渡扶桑，寻求学问。1908年，他又远赴英国，在爱丁堡大学深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章士钊先生曾担任北京大学之教授，同时亦身兼要职。《甲寅》日报该文的主笔，屡次执笔撰写锋芒毕露的反袁政论，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鉴于策划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重任，毛泽东抵达了北京。在那里，他拜访了恩师——杨昌济在这段介绍中，我成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于北京逗留期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交往频繁，尤其是与杨昌济之女。杨开慧情感日益深厚，终于，在岁末之际，两人坠入爱河。
杨昌济虽对毛泽东的才华与品格赞不绝口，亦深知其未来必将有所建树，然而，在将女儿托付予他一事上，他内心仍存疑虑。原因在于，有位先贤曾向他提及，毛泽东举止特立独行，似为克星，进而劝诫他不宜将爱女许配于斯人。
毛泽东和杨开慧
章士钊与杨昌济同在英国深造，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日，章士钊造访杨昌济府上，二人围坐闲谈，话题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杨开慧的婚事上。杨昌济向章士钊倾诉了自己的忧虑。同时，章士钊对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生一念，渴望能亲自一晤。
恰逢某日，章士钊于北大授课，有人告知他，毛泽东亦在教室中聆听课程。章士钊遂在课堂上，不时地留意观察毛泽东。
章士钊注意到毛泽东的身材高出常人半头，其长发梳理向后，露出宽阔的前额，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在课堂上，他总是专注聆听，记笔记的次数不多，即便偶尔落笔，也是挥洒自如，举止间流露出一种潇洒。这一切都令章士钊深感赞赏，坚信他未来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随后，他利用课后的闲暇时光，径直赶往杨昌济的居所，向其陈述道：“杨先生，请不要再迟疑，速速促成小姐与毛泽东的联姻。”在他的说服下，杨昌济终于下定决心，决意促成女儿的这门婚事。
自那以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关注与日俱增。直至1920年他临终之际，仍不忘通过给章士钊的信件，郑重地向其引荐了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位青年才俊。“吾郑重言告于君，此二子乃海内之奇才，前程不可限量。君若言及救国，必当以重视此二子为首要。”
杨昌济
1920年五月，毛泽东抵达上海，为即将远赴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萧三、陈赞周等同仁送行。然而，当时湖南青年投身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以及湖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均需巨额资金支持，而毛泽东本人无力承担这笔开销。正是在这一困境中，他想起了恩师的挚友章士钊。
恰逢章士钊因南北和谈之故滞留上海，毛泽东遂亲至其府上拜访，恳请予以援助。章士钊热忱款待了毛泽东，一口应允了他的请求。随后，他动员上海各界的社会名流慷慨解囊，迅速募得两万银圆，悉数交付于毛泽东手中。
随后，该笔巨资部分被用于支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仁，而其余大部分则倾注于毛泽东开展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诸多事业之中。他对章士钊的援助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在随后的二十余载，他们未曾有缘重逢。直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携同其他人士乘坐飞机抵达重庆，参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时任民主人士的章士钊便在机场热情迎接。
毛赴渝谈判
毛泽东甫一踏上飞机舷梯，便目光如炬地捕捉到了章士钊的身影，随即迈开坚定的步伐，上前与他热情相拥，紧紧握住他的手，语气中充满深情地说道：“行老，25年未见啦！”
章士钊激动不已。“润之先生，欢迎到重庆！”
9月3日，毛泽东再次邀请章士钊至其居所进行拜访。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主动询问章士钊对于时局之见解。章士钊随即提笔，在白纸上挥洒笔墨，勾勒出一个“走”字，轻声对毛泽东道：三十六计，走为上。
然后他又接着说：“蒋介石在和谈问题上毫无诚意，实际上在暗地里加速筹备内战。您务必即刻返回延安，加强战备措施，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
毛泽东说：“行老，您瞧，我国人口已达一亿，军队规模亦达十二万，如此雄厚实力，岂容任何势力小觑。蒋介石又能对我有何作为？我坚信，我在此稳如磐石。”
夜幕降临，两人交谈至晚，章士钊方才起身离去。他离去后，毛泽东将他所书纸条展示于周恩来与王若飞面前，并赞叹道：“章行严，真朋友也！”
章士钊
1949年1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初现，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卸去重担，宣布退位。李宗仁新任总统上任伊始，便果断决定与中共展开和平谈判。2月13日，章士钊亦作为谈判的使者，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参与和谈事宜。
在重逢章士钊之际，毛泽东的热情款待再次洋溢。章士钊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诚挚敬意：李宗仁对于通过和平谈判途径结束内战的立场，彰显出其真挚的愿望。
毛泽东自然亦怀揣着促成和平的愿景，便委托章士钊转达一封信件予李宗仁。章士钊于归返上海的途中，向邵力子透露道：“我一生交往广泛，见识了无数世间英才，然而，最令我敬佩的仍是毛泽东！”
返抵上海后，代表们始觉，即便蒋介石已退居幕后，他依旧操控着溪口老家的局势，李宗仁不过是摆设的木偶。如此一来，和平谈判的前景愈发黯淡。
在解放军持续有力的打击之下，国民党政府于4月1日无奈再次派遣章士钊、张治中等人士作为和平谈判的代表，前往北平展开对话。经过数轮的深入磋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国内和平协议”。
然而，南京当局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在协议上签署同意，这一举动激起了章士钊的强烈愤慨与深重痛楚。随后，人民解放军迅速跨越长江，成功占领了南京城。
解放军占领南京
周恩来热切地敦促仍滞留北平的章士钊，毫不犹豫地摒弃旧日的反动势力，投身于人民政权之中。然而，章士钊心中却萦绕着种种顾虑：曾历经辛亥革命的风雨，与袁世凯有过密切接触，还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及教育要职，这样的丰富经历，共产党是否能够接纳？
但周恩来却说：毛主席曾言：“章老德高望重，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诸多贡献，堪称我党的挚友，实乃国家之瑰宝、国家之瑰宝！”
最终，章士钊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毅然决然选择留驻北京，与党并肩努力，共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1949年10月1日，章士钊与毛泽东携手出席了庄严的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荣膺全国政协委员一职，随后，在毛泽东的举荐下，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馆长。
1962年农历新春佳节临近，1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特意邀请章士钊等四位老友至家中，共设家宴。待诸位好友齐聚一堂，毛泽东便对他们说道：今天请各位是为了陪客人。
众人一时感到困惑不解，对这位“客人”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毛泽东随即给出提示：他是你们的上司！大家还是猜不出。
正当此刻，一位年逾五旬、身形清瘦的男子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步入会场，此人正是溥仪。这是毛泽东首次与他相见，然而他却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热情地与他紧紧相握，并向众人介绍道：“作为宣统皇帝，他曾是我们的君主。难道我们不是他的直接属下吗？”众人顿时明白过来。
毛泽东和溥仪
宴会落幕之际，毛泽东特意携手溥仪，共同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刻，留下了珍贵影像。章士钊则戏谑地说：“这是开国与末代皇帝。”一句话引得众人笑。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迎来了他的七十华诞。在这一喜庆的时刻，他再次在家中举办家宴，邀请了章士钊等老友们共聚一堂。章士钊亦携同自己的爱女一同出席了这次温馨的聚会。章含之携手同行，毛泽东在见到章含之后，脸上洋溢着喜悦，开口说道：“初见你时，我还只能及腰，真没想到，你如今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章含之微笑，毛泽东再问：“现在在哪里工作？”
章含之回答：“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
毛赞不绝口，续言道：“章含之老师，能否请您指导我的英语学习呢？”
章含之连忙说：“我水平低，怎敢教主席？”
毛泽东笑着说：“别担心，我也一般。”
章含之
章含本原本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却没想到，仅仅一个星期后，毛泽东竟真的通知她，星期天要去给他教授英语。
自此，章含之正式担纲毛泽东的英文导师，每周日的固定时间，她都会前往授课。章士钊藏书颇为丰富，毛泽东常向他借阅书籍，于是章含之便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他们二人之间的“义务联络员”。毛泽东在借阅书籍时，总是每次仅取一本，待归还后方可续借下一册。对于这一习惯，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借还易，再借易”。
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如何评价你父亲？”
章含之略作沉思，答道：“他身为旧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则是共产党员。对于他，我既是他的子女，更是我统战工作的对象。”
毛严肃言：“你如何证明你父亲是剥削阶级？”
毛、章（左）
章含之于是说章士钊曾和鲁迅进行过论战，而且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且镇压过学生运动，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
毛泽东摇摇头，说：“你不了解你父亲。”随后，他向章含之详述了章士钊过往的革命事迹，这使章含之豁然开朗，从而消除了对父亲的成见。
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的父亲是否曾提及，我尚有一笔债务尚未偿还给他？”
章含之轻轻摇头，毛泽东随即向她透露了1920年章士钊曾助其筹集2万银元一事。他接着对章含之说道：“请转告您的父亲，自此刻起，我将着手偿还债务，每年将支付2000元，预计在10年内完成全部清偿。”
章含之告知父亲，章士钊忙推辞。“这资金系我向他人筹集所得，我个人并未出资。主席，这钱我实不敢接受。”
毛泽东闻后对章含之说：“这难道你都不明白？我用稿费给老行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这又怎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他对我们党的贡献呢？我对他的性格很了解，若直接提补助，他必定不会接受。因此，我找了这个还债的借口来委婉地表达心意。”
章士钊深感感动。自此，毛泽东每年如约归还2000元，历经十载，终于偿清了所有款项。
自1973年春节之末，毛泽东关切地询问章含之，她的父亲是否已收到今年的款项。章含之答道，去年所欠款项已全部清偿。毛泽东闻言，脸上露出了笑容，轻声笑道：“抱歉未能表述得更加明确，这笔资金绝不能中断。毕竟，时光已流转半个世纪，五十年的利息累积，我实在难以估算。但请放心，只要您的父亲仍健在，这笔款项将每年如约发放。”
此刻，章士钊正卧病在床，接到款项后，他感慨万分，动情地说道：“主席的关怀无微不至，想得极为周全。他既担心我的财力不足，又不愿让我失了颜面，这才精心策划了这个解决方案。”
毛泽东和章士钊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章士钊亦未能幸免于难，红卫兵直闯其宅，将家中诸多珍贵物品尽数抄没。章士钊愤懑不已，遂提笔致信主席，详述遭遇，并于翌日寄出。章含之料定此信恐难有回音。
翌日，章士钊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电话，告知主席已审阅完信件，并已着手安排具体执行。红卫兵迅速将先前抄走的物品悉数归还。此外，周总理还特意派遣了两名便衣警卫在章士钊住所轮班值守，以策安全，防备万一。
9月1日，章士钊得毛泽东复信。
行严先生：收到您的来信，心中倍感牵挂。已请总理着手安排，请您放心，不必挂念！谨祝您身体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
毛泽东随即转呈了这封信予周恩来，嘱其依情况予以妥善保护。周恩来随即动作迅速，将章士钊安全安排至解放军301医院，加以庇护。
晚年章士钊
1972年岁末，章士钊深感时日不多，遂萌生再赴香港之念，意图借助其广泛的人脉与丰富的资源，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事业再尽一份绵薄之力。
然而，周恩来鉴于章士钊已至晚年，心中不愿让他远行，毛泽东却深知章士钊的情怀，遂在1973年5月特地安排了一架专机，将他送往香港。
章士钊抵达香港的翌日，便开始逐一拜访当地的朋友。彼时，香港的气温已颇为炽热。由于连续劳累过度，加之所居之处位于底层，通风条件不佳，章士钊不久便病倒卧床。
闻悉章士钊先生病倒的消息，周恩来同志立刻派遣医疗队前往香港为其治疗。然而，当医疗队尚未抵达香港之际，章士钊于7月1日逝世，享年92。
章士钊铜像
章士钊的追悼仪式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毛泽东亲自敬献了花圈以示哀悼。在那几日，毛泽东的心情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之中，面色阴郁，夜不能寐，食不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