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高岗与饶漱石引发的党内分歧，世人称之为“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于1954年初揭露于众，并在1955年春得以圆满解决。这一事件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高层首次面临的一场关乎分裂与反分裂的激烈较量。
岁月流转，见证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已所剩无几。昔日，我肩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及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重任，对那场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为了更清晰地勾勒出这场斗争的脉络，我决定从高岗、饶漱石这两位关键人物说起。
我与高岗、饶漱石相熟。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当1935年冬日的寒风呼啸而至，我得以在陕北的土地上，与高岗先生相识。
我与饶漱石的相识颇早，回想起1928年我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之际，他便在我的引领下开始他的工作。那时的我，习惯以“小饶”之称唤之。
在北京任职前，高岗曾身兼数职，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把手、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之要职。同时，他还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并担任党的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职。
饶漱石身负重任，身兼数职，既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第一书记，又出任华东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并肩负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的重担，同时，他还是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然而，无论是在出身背景还是在日常作风上，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异都十分鲜明。
高岗，生于1905年，在陕西省横山县一个以烧炭为业的农家庭院中降临人世。虽仅止于初中学历，但他于1926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在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熊熊火焰中，磨砺成长，成为一名出色的工农干部。
在踏足东北之前，他曾身兼数职，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亦称刘志丹部队）的政治委员、三边地区（涵盖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等要职。
此人才能卓越，胆略超群，行事机智果断，干练有力。在刘志丹与谢子长共同创立陕北苏区及陕北红军的重要时刻，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岁月里，他在西北地区的履职表现同样斐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东北解放区在重获自由后，其经济复苏和建设规模的扩张，位居全国之先；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该地区承担的后勤保障职责尤为出色，更一度赢得了毛主席的极高评价。
高岗
然而，他的身上潜藏着一个致命的瑕疵，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洞察并精辟阐述的那样：
在革命的硝烟中历经磨砺，高岗在坚持正确路线和投身革命事业的过程中确实贡献卓著，因此赢得了党组织的深切信任。然而，他内心深处根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顺境中显现为傲慢自足、盛气凌人，而在逆境中则显得患得患失、意志消沉——以及其私生活中堕落的欲望，长时间未能得到有效矫正和遏制。特别是在全国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愈发凸显，影响愈发严重。
近期，高岗所显现的反党行径，无疑是其内心阴暗面不断滋生、演变的结果。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之地，一户中学教师之家。他饱受高等教育之熏陶，精通英语，并于1923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继此之后，1925年，他正式步入党的行列，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历经白区城市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地下党斗争洗礼的知识分子干部，他积累了宝贵且丰富的实践经验。
自1935年至1938年，我有幸被委以重任，踏出国门执行使命。归国途中，在抵达华中局之前，我受命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副书记。在那段时光里，我得以协助新四军副军长、时任兼书记的项英将军，共同担负起白区工作的分配与领导重任。
他展现了非凡的工作才能，曾赢得少奇同志的由衷赞誉，被亲切地称为“杰出的青年革命家”。
1947年，正当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猛烈攻势之际，他依靠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的竭力支持，带领军民坚守阵地，历经重重考验，最终取得胜利。这段英勇的历程，赢得了毛主席的由衷赞誉。
饶漱石
此人性格内敛，言辞不多，与人交往甚少，朋友数量稀少，更是鲜少主动与干部进行深入交流。
他平日给人的印象，总是原则坚定，作风严谨，面对变故也能保持从容不迫。在生活态度上，他与高岗形成鲜明对照，他远离烟酒，亦不热衷于跳舞或宴请宾客，始终保持着一种端庄自重的形象。
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们普遍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曾坦率地表达，对于饶……的看法持悲观态度。他性格狭隘，权力欲望强烈。
华东局前秘书长魏文伯曾言，权威与权谋，二者并行不悖。
艾丁，这位曾担任其政治秘书的人物，毫不犹豫地评价道：“他不过是一个伪君子。”
我尝过重权位观念。
1946年年末，北平的军事调解处执行部宣告了其使命的终结，饶（在军调期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顾问）随后踏上了返回延安的路途。我特地前往机场迎接他，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小饶”，但他的注意力似乎并未被我的声音所吸引。我连忙加快脚步，高声呼喊“饶政委”，这才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得到了回应。
不久之后，我将此事向陈毅作了汇报。他回应道：“饶某人便是如此。”
随着调查的深入，饶某分裂活动的真实面目逐渐浮出水面，揭露了他表面上看似忠诚，实则暗藏奸诈的本性。
1954年春，邓小平在主持讨论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期间，直言不讳地提出：
饶漱石被誉为一位“独行侠”，其行事风格向来低调内敛，除非面临至关重要的关头，否则从不轻易伸出援手。
这两位乍看之下判若云泥的个体，却因共同的政治理想而携手并肩，共赴征程。
高岗在东北掌权后，其政治抱负日益膨胀，心中悄然滋生出独霸一方的“东北王”之志，同时暗中觊觎着更高权力的获取。
他从三方面努力：
首先，频繁强调东北地区的“独特性”，在执行政策时，更是以“情况特殊”为借口，擅自作出决策，其中部分做法与中央政策存在显著冲突。
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
迎合苏联，借势自重。
在那时，苏联共产党及政府中充斥着沙文主义情绪，然而高岗却无所畏惧，直面苏方，毫无保留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毫无界限。”
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
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归国之际，却大肆传播，宣称斯大林对刘少奇态度冷淡，对周恩来亦视若无睹，唯独对他本人高岗特别垂青。
柯瓦廖夫不久后荣升为苏联驻华经济首席顾问。1949年12月初，他随毛主席首赴莫斯科展开谈判，期间向斯大林呈递了一份“内部报告”，其中透露，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部分委员曾倾向于亲美立场，而党中央至今仍对他们保持支持。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阵容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显著，实际上已演变成多党派的联合体。此外，报告还揭示了当时解放军的人员构成等多项机密信息。
情报来自高岗。
斯大林将柯瓦廖夫所撰写的“报告”递送至毛泽东同志手中，并附加了补充意见：
“毛泽东同志，您的同志们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给予了由衷的欣慰。”
并赞扬了高岗。
“我们有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有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岁月如梭，逝去数载，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坦率地倾诉心声：
斯大林的背叛之举，使我国痛失了一位真正的友好之邦。他不仅对中国领导层对苏联立场的洞察入微，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情报。
1952年，高岗被调入北京，并在东交民巷8号安顿下来。不久，柯瓦廖夫在此巷设立了“总代表处”，并时常邀请高岗前往，共品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持续满足其个人喜好。目的之明确，不言自明。
饶漱石的权力欲望，曾于1942年及1950年两次不慎暴露于世人面前。
初谈“黄花塘事件”。（注：黄花塘，坐落于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抗日战争中后期，此处曾是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驻扎地。）
1942年春，刘少奇肩负使命，告别华东，重返延安履行职责。党中央迅速下达命令，任命饶漱石暂行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陈毅被委以重任，临时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一职。
刘离任之后，干部队伍中便涌现出了不少议论之声。大家普遍觉得，在资历、能力、经验、声望及历史功绩等多个维度，陈显然高出饶一截。然而，书记与政委的职位却临时交由饶接任，这一决策让众人都感到颇为意外。
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
不久，中央作出决策，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实行统一领导。饶某因此内心愈发不安，深恐自己不能胜任书记或政委的职务。于是，他开始施展权谋之术，将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视为排除陈毅的绝佳时机。
他悄然隐匿于远离军部四十里的乡村腹地，着手进行“农村调查”工作，同时将主持会议的职责托付给了陈毅同志，并鼓励干部们积极向领导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待观察时机成熟，他迅速返归，与几位关键干部逐一交谈，着重指出陈毅同志在历史上曾对毛主席持有“反动”立场（特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并指摘陈毅同志长期以来反对政治委员的职务，试图排挤书记，意图取而代之。
众多干部因未洞察真相，听闻陈毅同志对毛主席有所反对，遂与饶漱石一同对陈毅同志展开批斗。正如陈老总所言，在那个时期，他所在之地，“鬼神亦避之不及”。
战事落幕之际，饶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发出电报，却对事实进行了扭曲，宣称陈毅“假借检讨军直工作之机，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召开会议，其意图显然是公开指责政治部、华中局以及我个人”。
文章收尾处，他坦率地疾呼中央当局应迅速选拔出既具备卓越才能又兼具高尚德行的军事政治英才，以期给予有力支持；同时，他毫无保留地断言自己的道德修养“几近完美”。此外，他还鼓动一部分干部联名向中央发送急电，对陈毅发起指责。
鉴于中央深知饶、陈二位之间不和之纠葛短期内难以平息，同时原先安排由华东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中选拔一员前往延安参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遂以电报形式下令调派陈毅同志前往延安。
电文中交代：
在陈来延同志任职期间，其职责暂由云逸同志代为履行。待“七大”圆满落幕，他将继续重返华中地区，肩负起传达“七大”方针政策的重任。
到达延安之际，陈毅即刻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详尽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议题。紧接着，他秉承毛主席的教诲，向饶漱石及华中局发出了一封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挚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
毛主席亦电饶。
“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争执，纯粹是工作层面上的分歧，且仅限于内战时期闽西地区的特定论争，属于个别问题的范畴，并不构成对总路线根本性的分歧。这一争议早已得到妥善处理。”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在皖南和苏南地区所从事的斗争，始终紧密围绕中央的指导方针，其行动与项英同志的处境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在内战还是抗战的艰难岁月中，陈毅同志都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且在路线问题上未曾出现偏差。
如若同志们对于上述两点尚存疑问，敬请饶漱石同志予以详尽解答。
然而，在收悉电报的翌日，饶漱石便迅速向毛主席发出回电，言明“陈与我的争执，并非涉及重大路线之争，亦非仅因工作关系所引发，实则根源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和组织观念上存在某些欠缺。他在统一战线、文化干部及某些组织原则上持有部分右倾看法，对历史问题亦持有偏见，且有时不自觉地继承了不良的旧习气”，并恳请毛主席“继续对陈同志予以指导”。
复电陈毅，无需多言。
毛泽东曾向陈毅指出：“作为一位政治领袖，懂得自制和忍耐至关重要。”当前你无法即刻返程，此事亦非一朝一夕可澄清。实则问题并非复杂，待你他日归来，自能妥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人对你的误会，你又能采取何种策略？过分辩解反而可能加剧误解。
陈遵毛的劝告，此事后便被搁置一旁不予理会。饶漱石能够担纲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的重任，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机遇！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第二次。
1949年10月，中央政府作出重要决策，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设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及华东六大军政委员会。各委员会的主席一职，均由相应大军区司令员兼任，其余五大区的设置亦遵循此原则。尤其是华东地区，毛主席亲自作出指示，任命陈毅同志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陈毅深感肩负着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司令的双重职责，同时亦身担上海市市长的重任，事务纷繁复杂。为此，他先后向毛主席及饶漱石表达了心迹，期望能够卸去这一兼任职务的重担。
“我接替便是。”
在华东局常委会就此事展开讨论之时，饶不力同志反复强调毛主席的多次指示，认为由陈毅同志出任主席最为恰当。他深刻认识到，若华东局的人选与各大区不保持一致，可能会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从而对局势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尽管如此，饶不力同志并未就此展开详尽的论证，而是着重指出，华东地区正面临来自美蒋的海上和空中封锁与骚扰，军事任务极为繁重，而上海的工作亦同样艰巨。陈毅同志事务缠身，屡次推辞，却始终坚决地要求担任主席之职。
华东局常委在未对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了决策。将讨论的结论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并未迅速给出批示。在饶某赴京期间，毛主席对此事进行了再次询问。饶某随即编造谎言，声称华东局内部众多同志均对陈毅的任命表示反对，迫不得已之下，只能由他本人接替。正是这一谎言，使得饶某最终获得了批准。
这一任命一经对外公布，便迅速在党内党外、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揣测。众多人误以为，陈毅必定是犯了何等严重的过失。然而，饶漱石却如愿以偿。
此外，在1952年春季，饶漱石于北京上演了一出备受瞩目的闹剧：
那年初，他不幸遭遇了严重的颜面痉挛，这严重干扰了其日常工作。在华东局常委会的积极申请下，并得到中央的批准，粟裕同志亲自陪同他前往北京，以便接受休养和治疗。
他内心忧虑重重，疑虑中央可能对他负责华东地区的工作表现有所不满，进而采取了“调虎离山”的举措；而且，他不知从何渠道得知中央有意派遣彭真或薄一波前往华东地区协助工作，这一消息令他内心的紧张情绪愈发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烦躁不安情绪的蔓延。
起初，饶漱石与少奇同志关系亲近，但这一次，他却未选择登门拜访刘。原因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有意与刘保持一段距离。同时，他频繁在陈毅耳边提及关于少奇同志的负面信息。
五月来临之际，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时分紧急求见已安寝的毛主席。
主席将其视为寻常小事，遂起身迎接。在与饶漱石的闲聊中，时长近三个小时，其间饶漱石显露出了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对得失的过度担忧。
事后，毛主席与我谈及此事，他提及那晚聆听良久，却始终未能洞悉饶的真实意图。直至谈话尾声，他才逐渐领悟到，饶似乎对中央对其的信任程度存有疑虑，因此特地前来与他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建国伊始，我党以三年之期，成功实现了经济复苏与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1952年，我们正式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自1953年起，我国正式踏上了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征途。自此，国家迈入了大规模建设的新纪元。
应毛主席的提议，刘少奇同志特地召集我及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共同商议如何优化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以更好地迎合新形势和任务发展的迫切需求。
少奇同志曾命我及安子文同志携手起草《关于强化党中央办事机构工作的意见》一文，并于1952年7月将此文件呈递毛主席审阅。
“依照少奇同志的建议，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并从全国各地选拔优秀人才，组建相应的机构。”
不久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他们分别担任着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以及邓子恢、习仲勋——两位担任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等领导同志，陆续被调往北京，肩负新的职责。
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要职，同时肩负起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重任。饶漱石同志亦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一职（值得一提的是，饶漱石同志曾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会议闭幕之后，他留在苏联考察了若干苏联工厂，直至1953年春天才正式履新）。
1952年11月，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决定将各区域的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统一更名为行政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中央计划在恰当的时机取消各中央局及其关联的大区行政委员会，并从中选拔一批地方干部，以增强中央机构的力量。与此同时，我国开始积极筹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其目的在于制定宪法，并推动国家体制的深化改革。
1953年新春之际，依照毛主席的教诲，在周恩来总理的英明领导下，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向上级请示汇报机制，并提升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指导力的决定》。
中央对政务院下辖的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关键部门进行了职能的重新调整。具体来说，计划工作以及八个工业部的管理职责，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三位领导共同承担。而在劳动工资领域，则由饶漱石负责主管。
与此同时，为了纾解自身繁重的工作压力，毛主席提出将中央领导集体划分为一线与二线。据此，刘少奇同志将担负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而毛主席则将退居幕后，专责处理重大事宜。
在主导计划经济体制的宏大经济建设浪潮中，国家计划委员会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使命，被尊称为“经济内阁”。高岗同志身负国家副主席与计委主任的双重重任，更兼管八个工业部的日常工作，其权势之盛，无与伦比。与其他一同进京的中央局书记相比，他被誉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尽显其卓越地位。
随着建设工作的开启，党和国家的领导架构以及人事安排也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与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部长更是被毛主席亲切地戏谑为“吏部尚书”。
伴随着地位和权力的稳步上升，这两位人物的个人主义观念迅速膨胀。
高岗的傲慢与无礼愈发明显，他迫切地渴望跻身领袖的核心圈。饶漱石亦对政治的投机游戏情有独钟，力图攀附高岗，意图分一杯羹。
他们根据一些表面现象，错误地评估了形势，以为在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存在着可以利用的裂隙，并将其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
1953年的夏秋之际，正值中央同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际，两位人物巧妙协作，一前一后，宛如一场精心策划的“二重奏”，目标直指分裂党的壮志。
1. 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志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此职相当于现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位。相较之下，高岗同志仅是政治局委员。然而，在讨论事宜的过程中，他却特地通知刘少奇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前往其办公室，与他们一同与众与会者静候，直至他亲自现身主持会议。
2. 周恩来向高岗下达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大决策和启动的关键项目，必须先获得中央的核准后方可实施。高岗对此表示不满，连续质问：“究竟是指哪个层面的中央？是哪一级别的中央？”
3. 高岗对举办家庭舞会情有独钟。周恩来受邀出席时，却意外地发现舞会现场气氛颇为失控，于是他选择在众人不觉中悄然离场，自那以后便再也没有参与过此类活动。
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继续造谣说党内有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
——幕后操控“秀才”代笔，冒用高岗的名义，发布了一篇题为《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坚决驳斥党内右倾思潮》的文章。该文将少奇同志在建国初期及此后，对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阐述的见解、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以及处理富农党员问题的观点，悉数纳入所谓的“党内右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
——将少奇同志先前所提观点定性为一种持续且系统性的错误路线，并广泛搜集相关文件与资料。他们不时邀请高级干部至其居所查阅，借此机会对少奇同志进行指责。
——传闻四起，历年的实践似乎昭示，刘少奇尚显年轻稚嫩。他过往主要从事白区工作，军事指挥与根据地建设的实战经验相对匮乏，过分倚重华北地区的经验来指导全局，对东北地区的经验则显得轻视。然而，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有人对刘少奇发起攻击，划地为界，明确指出哪些人被纳入这一范围。更有甚者，竟然狂妄地宣称，有领导曾言，中国革命的正统所在为大井冈山，次为陕北。如今刘少奇有了自己的圈子，周恩来也有了圈子，我们何不也效仿，来一个属于井冈山的大圈子呢？
——蓄意在党内部分同志与少奇同志之间挑起纷争。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透露，毛主席有意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并计划加强中央各部门的机构架构。
未经中央正式批准，安听擅自编制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名单，并草拟了中央各部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方案，随后向高岗进行了演示，并就相关事宜与饶漱石进行了深入交流。
政治局委员名单（草案）分为两组。
本小组的成员阵容强大，由毛、刘、周、朱、陈云等书记处成员领衔，辅以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等，均担任各中央局的要职。
该团队由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和刘澜涛等成员组成。
尽管高、饶二人内心深知此举实属不妥，但他们并未向中央如实禀报，反而私下将那份“名单”泄露给了若干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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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曾妄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薄一波的名字赫然在目，却唯独不见林彪的名字，甚至朱总司令的身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53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曾指出：此名单之疑窦，并非编制者之过，而应追溯至那些散布名单之人）。
高岗竟然散布了不实之词，声称刘少奇对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职表示反对，并且对陶铸在广西的任职也表示了不支持。
1953年炎炎夏日，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召开之际，高岗悄然对人透露：“若在财经会议上发言，我必揭露刘少奇同志过往的诸多隐秘。”
本次会议的初衷是就财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由周恩来同志受中央政府委托担任主持，并成立了专门的研讨小组。该小组汇聚了高岗、饶漱石，以及我本人和安子文等众多同志。
高岗趁各地区部分同志对新税制产生不满之际，又趁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进行批评之机，在饶漱石的协助下，巧妙地借题发挥，以指责他人来掩饰自己，其气焰愈发嚣张。
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
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
竟然煽动他人竞相效仿，迫使薄一波不得不多次进行自我反省，原本旨在研讨财经议题的会议，竟沦为一场激烈的斗争现场，使得会议无法依照原定方针顺利推进。原定于6月启动、7月结束的会议，最终推迟至8月初才得以圆满闭幕。
毛主席对本次会议高度重视，对其实时进展表现出了深切关怀。他特地交代我要全程参与会议，并承担起详实记录的重任。每日清晨，毛主席醒来后的首要事宜便是让我向他详尽汇报昨日会议的各项内容。
我的笔记详实细致，对每个人的发言都进行了逐一记录。汇报结束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同志以及其他同事也陆续补充了相关资讯。
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会议的方向有所偏离，随即下令我拨通北戴河的电话，紧急召回正在休假中的陈云、邓小平两位同志，命令他们即刻返回，参与会议的深入讨论。
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中心的小组会议上阐述了一系列详尽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阻碍，与此同时，却对资本主义经济展现出明显的助力。
关于中财委内部是否存有两条路线之争，我持这样的观点：在团队工作中，出现一些意见上的差异实属正常。我们一同协作已历四载，若全然没有分歧，那实乃不切实际。这些分歧并不必然预示着一方的观点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亦不应轻易地将错误归咎于某一方。综观今日的会议，我无法断定中财委内部存在两条路线之分。
邓小平言辞公允，与会气氛随之渐入佳境。
8月11日，周恩来同志对会议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紧接着，他宣布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顺利闭幕。
在这以前，高岗还闹过一次。当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总理的总结稿时，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高岗立刻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
毛主席打断，问高岗：
鞍山市委书记及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时，曾向党中央写信揭露高岗的贪污及铺张浪费问题。
1952年8月，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共同组成的调查组抵达辽宁，对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的设备爆炸事件及其造成的工人伤亡情况进行深入调查。
若东北各省遭遇失策，东北局理当予以严格批评，并深入开展细致入微的审查工作！
高岗见主席态度严厉，才不吭声了。
——当中央酝酿参照苏联模式调整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分一、二线时，高岗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造谣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
昔日，该地以“林高”闻名，而如今，其地位已转变为“高林”。
——高岗在参加完财经会议后，以休假为名，秘密踏上了前往华东与中南地区的旅程，继续其分裂党的行动。他公然宣称在我党历史上存在所谓的“二元论”，并声称对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质疑，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他针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表述，提出批评，并主张对此重新作出评价。
自1954年年初起，周恩来同志在揭露和批判高岗同志错误言论的过程中，将此类错误观点归纳为“军党论”。
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了高岗的企图，特意指向墙上那幅悬挂着中央书记们肖像的画，严肃地说：“这些人中间，便是！”紧接着，他对高岗强调指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经历史沉淀而自然形成的，不宜随意加以变动。
金秋十月，高岗再次造访陈云，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向毛主席建议中央增设数位副主席，并表示“你一席，我让出一席”。
邓小平同志与陈云同志对此问题均表示出高度关注，随即火速向毛主席进行了详细汇报。
毛主席有意亲自实施一番“实地检验”，于是，在同年12月24日，他向政治局提出建议，计划外出休养，并恳请刘少奇同志暂时担当主持中央工作的重任，同时征求了在座各位的意见。
起初，这种做法已逐渐演变为近年来的惯例，但高岗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坚决主张应由多位书记“轮流执掌舵手”。
一试便露了底。
饶漱石抵京后，于深夜时分特地请求觐见毛主席，此举不禁显露了他内心的忧虑与不安。尽管已身居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他内心依旧难以平静，常常显得心绪不宁。
当时，他错误地评估了高岗权势的急剧上升，推测刘少奇可能遭遇“失势”的风险，于是采取了极端措施，试图“与安子文彻底切割”，以此来声明自己并非刘少奇的部下，以期获得高岗的同情与信赖。
在其后续提交的书面反省中，他诚恳地承认，其行为是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审视党内生活的，且是出于维护、巩固乃至扩张个人权力的私心，试图利用党内的一些“漏洞”进行政治上的投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成为高岗反党活动的坚实支柱和得力工具，更实质上充当了为高岗分裂党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提供便利的急先锋”。
——初入中央组织部，便与刘少奇、安子文产生了分歧。
1953年二月末，饶漱石同志完成了《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的整理工作，随即将该报告稿件递交刘少奇同志审阅。刘少奇同志对此予以批示，要求饶漱石同志将稿件转交安子文同志审阅，并着手制定分发名单。此外，他还决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报告的印刷工作。
饶大为心中郁郁，仅同意铅印了区区数十册，并以中央尚未审批为由，将其扣留，拒绝发放。数月过后，少奇同志向他提出请求，他才勉力从命，交付了两册。
——1953年春季，中央组织部委派王甫同志，当时担任党员管理处处长，以及赵汉同志，时任办公厅主任，率同多位同事前往山东进行考察，主要目的是了解“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工作的实施情况。但此举遭到了当地党组织的反对。
他们努力与当时执掌山东分局事务的向明展开交流，但双方的观点始终难以协调一致，最终只能带着遗憾返回北京。
安子文在听取他们的汇报之后，立即向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做了详细汇报。不料，饶漱石却借此机会大肆渲染此事，对安子文发起了措手不及的攻击。
五月份的部门会议期间，他情绪激昂地指责安“过于鲁莽”！质问其为何不先向他报告问题，反而直接向刘、周二人透露？
论及王甫与赵汉尚，他们尚是新加入军旅的战士，面对枪声，心中难免会泛起一丝紧张。而你，安子文，作为一位经验老道的老兵，又岂能仅仅因为枪声的响起，便……
紧接着，饶某连续召集数场会议，对安某进行无端指责，贴上“界限混淆，感知迟钝”、“支持逐条分析，反对整体抵制”等标签，甚至将王甫、赵汉被迫从山东撤职的事件歪曲解读为“对中央局和分局提出抗议”。
尤为严重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虚报了事实，声称安子文已接受了他的“指责”。这一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秩序，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毛主席批评饶漱石说：
“别自以为曾担任过区域一把手就傲慢自大，你并未在核心部门担任过职务。为何在与‘吏部尚书’（指安子文）的对抗中，不提前向中央汇报情况？”
——1953年夏日，全国财经会议召开之际，饶漱石与高岗携手，针对薄一波展开激烈辩论。他指责安子文因几日缺席会议而表现出“消极抵制”，并多次敦促安子文在会上发表言论，声称“面对如此重大的党内斗争，你不应置身事外，保持沉默”（然而，安子文坚定立场，并未随他一同行动）。
然而，随着会议接近尾声，尽管毛主席着重强调了加强团结的必要性，却仍有少数人在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的讨论中，不顾指示，擅自将所谓的“圈圈”议题与“名单”争议公之于众，这无疑是在加剧事态的紧张。
安子文明已就“名单”事件向中央递交了书面反省，并主动请求接受相应的惩处。尽管如此，饶漱石仍旧对此事锲而不舍，甚至散播谣言，宣称在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发起了抗争，会议落幕之后，他还将对“圈圈”中的安子文发起进一步的斗争。
事实上，财经会议虽已落幕，中央组织部内却已掀起了激烈的纷争。饶便直言不讳：“中央组织部如同停滞不前的死水，亟需激起一阵波澜，重焕生机。”
7月22日，在部务会议上，他草率地罗列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材料，涵盖“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的争议、对“整党建党规定”的诸多疑虑，以及针对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的抗议等问题，对安子文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其态度之傲慢，令对方无从进行任何合理的反驳。
7月25日，他再度主持部务会议，对安子文在7月22日的部务会议上所提出的事件向少奇同志进行了详尽汇报，并对其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斥责其“蓄意挑起纷争，制造分裂”；紧接着，他以此为切入点，以中央组织部在官僚主义整治方面工作不力为依据，提议重新召集会议，对部门内的各项工作进行深刻的反思。此举无疑是在敦促安子文进行自我批评。
本次活动定于8月中旬接连展开为期两日的议程。安子文在会上坦率地进行了自我检讨，而饶漱石却持续苛责，毫无道理地挑刺。面对那些原本是对安子文的不实指控，安子文出示了证据，并强烈要求派遣调查人员核实真相，以便作出更正。然而，饶漱石却固执地拒绝启动调查程序。
此题不宜讨论。
尽管安子文的情况不容置疑，他却在这起事件中犯下了严重的失误。我们首先应追问安子文：你具体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
与会同仁指出，他之前确实曾表明不希望触及该议题。然而，饶又坚明确表示：“确实，我之前有过这样的表态，但你们应当继续深入探讨。待你们提问结束后，我会给出相应的解释。这无疑是我们党内斗争中的一堂重要课程！”
然而，四周寂静无声，他顿时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无奈之下，只得草草结束这场对话。
——1953年9月，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盛大规模。在此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肩负毛主席的重托，全面负责领导小组的领导工作。出席领导小组的成员有：朱德元帅、李富春同志、胡乔木同志、习仲勋同志、钱瑛同志，以及我本人。同时，饶漱石同志、安子文同志，以及来自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也加入了会议的行列。
我始终以书面形式详尽汇报会议的进展情况至毛主席。此次会议的宗旨在于梳理以往的经验教训，同时深入探讨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从而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稳步向前。
饶漱石频繁在会议内外挑起事端，企图鼓动部分尚对真相存疑的地方组织部长，与之联手对安子文发难。遗憾的是，这一举动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波澜。
他心怀郁郁，在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议上，不禁忍不住诉说了心中的不满。
“本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预定出席者未能如约而至，反而迎来了众多意料之外的贵宾。”
毛主席曾指示邓小平同志，需详细了解应邀请的具体名单，并精心拟就一份详细的人选清单，逐一邀请他们参加。
内心略感不安，于是仅将其点名为陈赓（当时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在此之前，他听闻在抗日战争初期，陈赓曾率领部队在太行山区作战，对后勤供应的薄一波有过不满意的评论；加之听说陈赓言辞直率，无所顾忌，因此推测，如果陈赓出席，他可能会坦率地发表一些直言不讳的观点。
然而，陈赓抵达后并未如预期般发表任何意见。饶某不幸再次对局势作出了误判，未能达成其既定的目标。
中央迅速洞察到会议的指导方向发生了偏移，随即决定中止大会的进行，转而召集领导小组会议，优先处理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一系列问题。
在接连数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中，饶漱石对安子文及中央组织部其他成员对他的批评充耳不闻，情绪激昂地列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证据”，对安子文进行诬陷。他指责安子文“垄断”组织部，让自己“无法插手”，并宣称部内部分同志与安子文暗中勾结，公然抵制他的领导权。饶漱石的目的是利用这次会议，误导地方组织部长们，争取他们站在自己这一边。
然而，一旦问题被置于聚光灯下，事实与理性的光芒便显现无遗，那些谎言便一一被揭露，真相大白。
在危机关头，他竟然再度捏造“事实”，宣称其政治秘书陈麒章已任职逾半年，然而组织部却迟迟未完成组织关系转接的手续。
陈麒章，作为此次会议的记录员，在获得会议主持人的特许之后，决然站起，发表了个人见解。他明确指出，自踏入中央组织部的大门，赵汉便将他编入了一个特定的支部，而饶某所言之言，不过是空穴来风，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少奇同志对饶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然而，饶同志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却采取了反击，批评刘少奇在处理其与安子文同志之间的纠葛时，过分情绪化，致使问题被过度放大。更有甚者，他竟以警告的语气宣称：
“倘若少奇同志的言辞稍有不慎，恐怕将引发该领导小组遭遇重大挑战。”
因此，鉴于中央的决策需求，刘、饶、安三位同志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最终发言稿，须在正式提交前先行报送中央，以便进行严格的审核程序。
在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的多场会议上，我有幸全程参与并聆听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详细汇报。期间，我逐渐注意到饶漱石的言行举止显得格外异常，但对于他为何屡次与少奇同志产生冲突，我一时却难以揭开这层谜团。
在最近举行的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成果丰硕，始终坚持并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面对该部在以往工作中暴露出的某些不足与失误，他本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主动承担了相应的领导责任。
在会议中，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中组部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离不开毛主席的悉心指导，尤其是少奇同志的亲自引领。然而，子文同志的贡献同样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想象仅凭领导的坚定支持，若团队成员疏于职守，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与会中央领导同志恪守“先察其过，后助其改”的原则，在发言之际，无不竭力为饶漱石开辟了一条“体面退出”的途径。
尽管饶在最终发声之时，他仍旧执拗地坚信自己的“原则并无不妥，只是执行方式略有偏差”，不愿坦诚面对并承认失误。
此后，他仍旧在毛主席面前对少奇同志、安子文以及中央组织部的几位同志所谓的“失误”进行指责，同时亦持续造访高岗，就事论事，借此宣泄内心的不快。
自此之后，或许是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所驱使，饶某罕见地打破了平日的常态，向安子文说道：
“你提到对财经会议持有抵触情绪，实则这并非针对你个人，而是针对少奇同志。”
泄露了天机。
高岗与饶漱石之间的党内分歧愈发明显，尤其是在财经全国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召开期间，这一矛盾已暴露无遗。基于此，党中央明确判断，二人乃是心怀野心、暗中策划的阴谋家，于是下定决心，揭露其阴谋。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明确提出了：
“京城之内设有两座核心指挥塔，一座由我领衔，其所散发的是充满活力的正能量，如春风烈火；另一座则由他人掌控，其气息带有消极的阴霾，如同暗流涌动。这不禁让人深思：究竟是权力源自单一源头，还是由不同部门分散而来？”
此外，他提出，政治局应通过一项旨在强化党内团结的决议。
在会议落幕之际，少奇同志肩负重任，于北京着手起草《关于强化党的团结之决议（草案）》。
毛泽东主席离京赴杭州，在此地亲自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此之前与此后，毛泽东主席针对高岗、饶漱石引发的党内分裂问题，曾先后向党内若干高级干部发出警示。
1953年12月，陈毅将军应召赴上海，随后启程北上，参与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的盛会。期间，毛主席亲自邀请陈毅将军进行了两次私密会面。
首先，主席向陈毅询问其对饶漱石的了解。鉴于对主席的真实意图尚感困惑，陈毅按照惯例，尽量赞颂同僚的优点，简要地列举了几点。然而，毛泽东听闻后，表情显得较为冷淡。
陈毅心头萦绕着无尽的困惑，归来之后，便向一位中央机关的领导倾诉了内心的迷茫。该领导随即点拨他：
“主席让你说实话。”
陈迅速转过身来，将饶漱石的言行举止一五一十地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点头示意，旋即向陈毅透露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异常行动的最新信息。
数日之后，毛主席再度约请陈毅会面，目的在于深入剖析高岗与饶漱石之间的种种问题。这次会谈的重点集中在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要职的人选确定上。毛主席郑重地对陈毅强调：
“请务必保重身体，避免感冒侵袭，同时珍视您敏锐的嗅觉，对不法行为保持高度警惕。”
又说：
谦逊固然是美德，但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它并非总能发挥其作用。面对那些怀揣勃勃雄心的人，我们必须坚守立场，否则轻率退让可能会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
1953年12月26日的夜晚，毛泽东主席在前往杭州的途中，临时停靠上海稍作停留，便向在此等候迎接的华东地区领导同志谭震林、张鼎丞、粟裕等人，提到了有关饶漱石的若干问题。
当前，党中央已作出安排，任命张鼎丞为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张鼎丞向毛泽东请教，希望了解是否有具体的指导方针。
主席说：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乃是我们所崇尚的美德。然而，当面对那些心怀诡计与勃勃野心的分子时，我们绝不可轻易表露内心的真实想法！若对之过于坦率，恐将自陷于险境。
尽管如此，在筹备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以及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一阶段，党中央在处理高岗、饶漱石案件的过程中，依然坚持了宽容待人、疗救过失的原则。
1954年的一月中旬，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顺利完成了草拟工作。不久，我便亲自将这份草案携往杭州。
毛泽东主席特地邀请乔木等同志共同加入《宪法》的编纂行列，并对修订事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后他提议：
“本决议需经一次中央全会的严格审议并正式通过，此举旨在体现我们对待各项事务的严谨态度。”
同时提出：
在形成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严格遵循积极表述的原则，力求不对任何同志提出批评。
1月18日，毛主席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应通过电报提前将《决议（草案）》传达给与会人员，并要求他们着手准备意见反馈；同时，亦需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征求相关意见。此外，毛主席还特别指示，需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出席此次会议。
高岗细阅《决议（草案）》后，心头萦绕着诸多忧虑，夜深难眠。遂迫不及待地向毛主席致信，表达了对其全力支持与坚决拥护的立场，坦白承认个人所犯过失，并计划在四中全会上进行自我剖析。同时，他渴望能够提前至杭州与主席面谈。
传达完我的诉求后，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以主席正专注于修订宪法草案为由，委婉地回绝了高先生的请求。
高岗两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饶漱石。
初次见面之际，高岗坦诚地向毛主席表达，时下饶漱石声望日隆，亟需毛主席伸出援手，以助其渡过眼前的难关。
主席提问：“为何要由你代替饶漱石发声？我们都在北京，为何他不亲自来与我交流，反而让你替他传达？即便身处西藏，也能发电报联系，既然同在北京，难道他不具备亲自走路的条件吗？”
继此之后，便是临近揭露高岗之际，高岗曾宣称意图庇护饶漱石。即便在最终时刻，饶漱石仍旧坚定地为高岗发声，力图为其洗清冤屈。
1月22日，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
“遵循四中全会会议的指导原则，我们衷心期待各位同志能够主动开展自我批评，不论这些批评是否已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同时，我们恳请大家在进行他人批评时，尽量保持克制，以免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的觉醒过程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自2月6日至10日，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依照毛主席提出的两次倡议，顺利召开，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此外，我们亦采纳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一致同意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高岗、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则决定在会议结束后另行单独处理。
临近四中全会之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同志于1月25日和2月5日，先后两次与高岗同志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特别是在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位同志还一同接见了饶漱石同志，并对其存在的问题给予了针对性的批评指正。
会议落幕之后，自2月15日至2月25日，每日均设有半天议程，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举办了关于高岗同志的座谈会。在此期间，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同志各自主持了针对饶漱石同志的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与会者纷纷揭露与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并对若干关键性事实进行了核实。同时，与会者也听取了高岗、饶漱石本人就问题进行的陈述与自我反省。
这两场座谈会所形成的每日纪要，在会议闭幕之后即被汇编成册，随后便被送往我这里。我对此进行了综合梳理，并向毛主席及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做了详细汇报。
在此期间，高岗不幸遭遇触电事故，幸运的是他侥幸逃生，然而自杀未遂的事件迫使座谈会不得不暂停一天。
在座谈会圆满结束之时，遵照中央的指令，高岗与饶漱石被责令暂时中止职务，深入进行自我反省。他们分别于私人住所内撰写了详细的书面检讨书。
在中央政治局坚定有力的领导下，东北与华东两大区域迅速作出响应，传达并深刻领会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对高岗、饶漱石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
为此，在三月和四月，我们分别召开了东北地区的高层干部会议以及华东局的扩大会议。紧接着，五月和六月，我们又接连举办了山东分局的扩大会议与上海市委的扩大会议。至八月，山东省的党代表会议亦圆满召开。
高岗坚持己见，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不幸选择服用安眠药，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迅速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了中央的核心领导同志。在委托李琦向周恩来传达时，我坦率直言，指明高岗乃品行不端之辈。
李琦言，恩来同志回应。
“尚昆同志的意见正确。”
饶漱石停职，已告知陈麒章。
现阶段，不宜对饶漱石进行秘书更换的安排。鉴于您担任中央办公厅的职务，您应继续保留原职，并在饶漱石身边履职。每周，您需撰写一份关于“饶漱石近期状况”的简报，并提交至中央办公厅。若遇重要事项，您可随时前往中南海，向我直接进行汇报。您一直忠诚地执行着这一使命。
饶漱石倾注半年时光，严谨打磨，完成了一篇超过两万字的书面反省，其中详细剖析了四个方面的“失误”所在。
1. 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 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争议——1949年年末，正值筹备成立大区军政委员会的关键时刻，他心知肚明，毛主席及党中央已有意将主席一职授予陈毅。但在陈毅谦虚地推辞之际，他却秘密动用所谓的“合法”手段，骗取了中央的认可，从而取代了陈毅，占据了主席之位。
3. 在京城休养的日子里，每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我因打扰了毛主席而心生不安。那时，我内心焦虑，不禁胡思乱想，猜测中央派遣我至京休养或许是一种“调虎离山”之计，这让我对中央产生了不信任感。我试图从毛主席的言辞中寻找中央对我真实态度的蛛丝马迹。
4. 在担任中组部职务并主持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时期，我坦承自己当时犯有错误。我公开表示，曾公然反对安子文同志，实际上却是在暗中与刘少奇同志进行对抗，并且与高岗同志的反党活动有着勾结之嫌。
在审视的尾声，我坦率地意识到个人主义倾向在我身上尤为明显，因此，在自我评价中，我扣除了八项“帽子”。
(1) 通过放大他人短处，不惜言过其实，意图贬损他人以抬高自己。
(2) 传播流言蜚语，挑动矛盾，欺瞒上级，隐瞒真相，言辞不实，谎话连篇，拒不承认错误。
（3）将资产阶级的权谋伎俩植入党内斗争的漩涡。
(4) 宗派主义;
(5) 基本上，所有考量均以个人为首要考量，个人权益被尊奉为最为重要。
（6）费尽心思，粉饰其过，自我吹嘘，追求虚幻的名利。
(7) 地方分散
(8) 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
鉴于饶漱石当时深受面部神经痉挛症的侵扰，这一病症使得他的阅读与写作倍感艰辛，因此，该书面检查报告的撰写过程显得格外特别。在拟定完大纲之后，饶漱石逐条口述内容，陈麒章则负责记录与整理。完成初稿后，再由陈麒章朗读给饶漱石，以便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修订与增补。整个成文过程于1954年底基本完成，随后定稿并签字，最终上报至中央。
自那时起，饶先生便闲居家中，静待事务的解决。平日，他偶尔会漫步至附近的景山公园，然而，多数时光，他选择闭门不出。
毛主席在得知高岗不幸离世后，曾表示原本打算在高等人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安排他重返延安，暂时担任地委书记一职，以提供改过自新的可能。不过，他原有的职务将不再予以保留。
在这一年中，党中央对于饶漱石的处理方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亦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当时，中央的初步设想是免去饶漱石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的职务，同时保留他的党籍，并为他开辟一条出路。这种较为宽容的处理方式，被视为对党较为有利的决策。
在全国党代表会议步入筹备阶段之际，各代表团围绕大会报告（其中涉及对高、饶问题的专门论述）展开热议。尽管已有众多代表对保留饶在党内表示异议，并提出将他开除出党的建议，然而，在1955年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讨，最终依然决定“维持原议，并向代表们作出解释”。
3月19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在会议讨论高、饶问题时，主席明确指出，这份文件历经一年的艰辛努力，历经波折，终成定稿。他们所谓的联盟，实则是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并非光明正大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争取领导地位，而是暗中挑拨离间，煽动不良风气，不愿见诸阳光。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恰如其分的，也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实则是一场政变式的阴谋。
尽管如此，在全会的最终决议中，除了同意饶漱石缺席党代表会议之外，还决定不对他实施开除党籍的处分，仅仅剥夺了他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两项职务。
未料，正当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讨论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愈发尖锐，最终竟迎来了戏剧性的180度大转变：
与会代表普遍认可了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续对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处置方针，并对《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表示了赞同。不过，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分条款进行了微调，确保其与高岗的处分保持同步，均采取了“终身开除党籍”的处罚。
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
三天之后，饶漱石被正式确认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嫌，并开始接受进一步的调查与审讯。
何因导致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