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诗级战争影片《大决战之辽沈战役》里，有一幕画面：那火车正冒着滚滚浓烟，犹豫徘徊的101部队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发起决定性的歼灭战。随即，他召集了参谋长，对他说：“刘亚楼，你得记住……”。

这一段情节，恰恰突显了刘亚楼身为参谋长的超快记忆力，没得说，101称赞说，一个刘亚楼能顶得上三个参谋长。

巧得很，在《亮剑》里面也有类似的场景。丁伟在军事学院里，没事就和朋友聊天，还吹嘘自己擦皮鞋的手艺有多牛，得意洋洋地跟战友们说：“要论擦皮鞋，我们四野的，谁也比不过，参谋长都说了。”

丁伟嘴里的参谋长，可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外号“雷公爷”的刘亚楼。这也说明了刘亚楼这个参谋长啊，非常看重部队的纪律性和军容风采。

刘亚楼的参谋水平，大家都心服口服，几乎没人不敬佩。不过，这份出色的能力，可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他远赴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练就的成果。

不少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机会和危险其实相伴而行，临别苏联时，刘亚楼曾在“鬼门关”前踱步一遭，差点命丧异国他乡。

文武双全的“武北汉子”

1910年，刘亚楼出生在福建省武平县的一个贫困农家。刚出炉的第二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只好忍痛将他托付给一位名叫刘德香的铁匠抚养。

20世纪20年代，苏区开始向福建和江西交界地区发展，刘亚楼也逐渐长大，成为一名青年。他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组织的铁血团，之后又被编入闽西红军游击队武北四支队。

在敌强我弱、危机四伏的困境中，铁血团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一方面归功于红军提供的建队思想指导，另一方面是因为铁血团自己也拥有非凡的战斗实力。机智勇敢、英勇善战的刘亚楼，就是铁血团中的佼佼者。

据红军老战士梁凤鸣回忆，刘亚楼在铁血团里，是玩单杠的行家，常常能看到傍晚时分，他披着金色的夕阳余晖，在单杠上上下翻飞，动作灵巧得不得了。

休息的时候，刘亚楼会跑到汀江去捉鱼，为战友们准备美味佳肴。他擅长水上活动，每次下水都不空手，总能抓到几条鲜嫩的鲫鱼，用来炖汤，味道可好了。

在文化方面，刘亚楼经常会自编一些歌谣：“天落雨、路泥泞、脚穿木拖手提灯，夜来无事上学去，学习写字打算盘，专心一致不得闲。”

就像金子总会闪耀，刘亚楼这块金子很快就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彩。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召开了那次著名的古田会议，还搭起了红四军的随营学校。

那会儿，刘亚楼就在古田会议门外值班站岗，后来被安排进去红校学习。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他的表现可谓飞快，经过严格的考试，成绩优异，顺利拿到了连长的资格，几门功课都是满分。

他一步一个脚印，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从一个连级的指战员晋升到师级的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刘亚楼刚满23岁，就被派到101部队下，担任红二师的政委。

1930年秋，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大军，兵分两路，汇聚在吉安、建宁一带，从北向南对苏区展开了首次“围剿”。

刘亚楼率领红四军第12师屡次取得胜利，成功实施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带领35团故意丢弃一些包袱、马灯之类的物资，模仿战国时期孙膑在马陵之战时的战术，制造出溃败的错觉。借此，将张辉瓒的部队引诱到龙冈九菜岭下，然后突然发起反击，一举活捉了张辉瓒。

战后，为了表彰刘亚楼的功绩，毛主席特意批准，将张辉瓒的手表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他。

长征期间，刘亚楼担任二师政委，作为红军开路的先锋代表，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以至于毛主席在哈达铺一看到刘亚楼，就赞叹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斗表现真不错嘛！”

苏联的留学生涯

一到陕北，红军这才稍微站稳了脚跟，内部的整合工作也逐步展开了。到1936年5月，为了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得全面学习各种战术和策略。

刘亚楼也从红2师调走了，去红军大学当师长学员。到1937年，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训练部长兼教育长。

就这一年时间，刘亚楼就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了，去了伏龙芝军事学校。

一毕业，刘亚楼就加入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也算是在别的地方，为打击法西斯出一份力。

在苏联呆了八年，刘亚楼掌握了扎实的军事专业知识，也逐渐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苏军分成三路，向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进攻。

当时，刘亚楼在远东第二方面军的指挥部担任作战参谋，为了隐藏身份，他用了个化名叫王松，在梅列茨科夫元帅手底下干活。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刘亚楼差点命丧异乡。

第二天零点，苏联百万红军快得不得了，像旋风一样越过中苏边界，冲进了中国东北，关东军也随即发动了全面进攻。

远东第2方面军在虎林搭起了一座秘密指挥点，里面有一位穿着苏军制服、挂着少校军衔、长得像中国汉人的人——刘亚楼。

差不多半盏茶的功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到了指挥所，刘亚楼不敢有半点马虎，赶紧拿起电话，生怕漏掉任何一个作战指示或者命令。

听筒那头传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参谋总长维曼诺夫少将的声音，他把具体的作战命令告诉了刘亚楼：“刘，空军准备在凌晨六点五十分对佳木斯外围由日军把控的407高地进行轰炸，地面部队会根据这个时间择机行动，正式的命令文件一会儿就会送到作战值班室，你得照着这个通知相关的部队。”

刘亚楼答道：“记住了，参谋长同志，我一定会准时准点把命令传达到各个部队。”不一会儿，传令兵就把文件放在了刘亚楼的案头上。

这会儿，刘亚楼抬起手腕瞅了眼表，发现时针指向了凌晨两点，离出发的时间还差差近五个小时。

时间虽然还很宽裕，但刘亚楼依然十分小心，他立马拿起电话，拨通了空军和地面相关部队司令部的电话，把命令传达过去，还记下了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的名字和时间。

这本来是个很常见的工作程序，刘亚楼的行动也都按规矩来执行，可到了七点钟的时候，突然出了点意外。

刚结束工作刚回来，刘亚楼还没坐稳，几名苏军士兵就突然持枪冲了进来。只说了一句：“刘，你被逮捕了！”然后就把刘亚楼扭送到禁闭室里关起来了。

刘亚楼一脸迷糊地问：“这是咋回事？我犯了啥错，你们要抓我？”带头那位军务参谋马卡维奇是个上尉，他回道：“你耽误了军令，还给红军带来了挺大的损失，听候处理吧！”

刘亚楼一脸疑惑，挺纳闷地问：“我耽误军令了？这说啥呢，马卡维奇同志？”

刘亚楼心里虽满是疑窦，但他清楚苏军的规矩：下级只能听从上级，认准的事，下级没得辩。再说，马卡维奇也不过是按例办事，跟他争辩没多大用，白白浪费口水罢了。可是，刘亚楼还是自然而然地问了一句：“那我怎么处理？”马卡维奇又说：“如果情况属实，那就得严格按战场纪律办，恐怕要立刻枪毙！”

“枪毙！”刘亚楼当时脸都变了，直接坐在了地上，心里偷偷咕哝：“祖国远在千里之外把我送到苏联，还没啥作为呢，就要我头落地？我记得我那儿哪儿犯错了啊。”他脑袋转了又转，心里那叫一个不甘心，要死得不明不白，便狠狠地对马卡维奇说：“我能不能写点什么？”

马卡维奇点点头，刘亚楼就在气象预报图纸的背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在延安的中央和毛主席，把自己在苏联呆了八年的感受、见闻和经验都写了进去，这算是临死前的交待，对党的一份心底话。

信的结尾端端正正地写着七个大字：忠于党的刘亚楼。

接着，刘亚楼又向马卡维奇提出了个请求：能不能推迟一天执行，等查明事情的真相。马卡维奇回应说：“这个应该没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等苏军调查完毕，才搞清楚事情的详情。原来，苏联空军第9集团军的TY-2轰炸机在6点50分准时向那个高地投下了一批炸弹。

可是，地面部队的先锋就在6点40分左右就抢占了“407高地”。前线指挥官亲眼看到自己的飞机轰炸了自己的人，看到血肉模糊的场面，随即就报告给了纵队的指挥官。

指挥官一气之下，下了个命令：“把值班人员都关起来，等着审查处理。”

刘亚楼传达的进攻时间没有问题，出错的是地面部队太自满、贪图功劳，想着抢在前头，结果反而误伤了自己人。

苏军也在值班员的记录本上确实查到了刘亚楼传达命令的内容和时间，这才帮他澄清了冤屈。

经过这次磨难，刘亚楼更加坚信自己一贯认真的作风和无私的办事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称作“雷公爷”。

结语：

可惜的是，刘亚楼一生忠诚耿直、正气凛然，最终因为长年劳累过度，在1965年在上海去世。

他去世之后，中央军委挂的挽联写着：“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流芳百世。”要知道，刘亚楼身为空军司令，可偏偏晕飞机。另外，他的老婆翟云英，还是个中苏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