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中

最黑暗的时刻

主讲人｜刘统

【编者按】本篇内容系根据2016年9月10日举办的“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八季第二讲现场录音进行编纂整理，全文共计超过两万字。本公众号已于昨日分享了上半部分，今日则将下半部分与大家分享。

【摘要】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这已演变成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人数锐减至八万余，既无粮食，又缺武器，战斗力几乎殆尽。面对重重困境，毛泽东将采取何种策略？最初，他试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问题。但在和平谈判破裂后，他转而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

张国焘领导下的二、四方面军，再次穿越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迎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会师。陈昌浩等同志挥毫泼墨，创作了一篇洋溢着热情的会师词，我们热切地期盼着这一刻，期盼得几乎望眼欲穿，宛如迷途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份情感是多么的真挚！长征的胜利会师，无疑是革命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页。一、二、四方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终于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了胜利的会师，中国革命也由此掀开了迈向重大胜利的新篇章。

张国焘、毛泽东在陕北

红军三大主力顺利会师，这让蒋介石倍感欣慰。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

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八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面对求和无望的僵局，毛泽东毅然寻求变革策略。他随即命令彭德怀率领红军进军宁夏，这场战斗被冠名为宁夏战役，亦被称作西征战役。依据党史的记载，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接连发起了东征战役与西征战役，此举有效地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地位。“在宁夏，是否也有日本人的存在？你们为何会选择前往那个地方？”这个问题让我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未能立即给出恰当的回应。宁夏之战的初衷，旨在开辟一条通往苏联的通道，途经内蒙古抵达外蒙古。若形势不利，我军可率领部队前往苏联。但战事展开后，毛泽东便敏锐地察觉到此路不通。若共产党和红军越过国境，蒋介石必将统一全国，而中国历史上共产党的存在将不复矣。鉴于此，此路线显然不可取。

第二条路线，即派遣红四方面军主力形成西路军西征，以拓展河西走廊的战略构想，当前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众多红四方面的支持者在网络平台上发表文章，声称毛泽东有意针对红四方面军，故意将他们派往河西走廊以求一死，意在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进而谋取更大的权力。这种观点过于偏向阴谋论。

昔年，此议题牵涉到双方的密切关系。起初，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明确指出：“你们不宜前往陕北，那里实在无法支撑你们这支庞大的六万之众，粮食补给严重不足，你们还是留在甘肃，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上策。”随后，徐向前、陈昌浩等众多红四将领，亦因忧虑陕北之行可能引发的路线之争，以及清算他们在卓木碉会议中的旧账，心生忌惮，不敢轻易前来。因此，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下达了指令，要求他们组建西路军，目的在于打通国际通道，前往新疆，即与远方建立联系。中央还承诺，苏联已在新疆备有重机枪及其他武器，等待西路军前去接收并执行这一任务。（推荐阅读《西路军与陈昌浩终章》）

往昔，红四方面军听闻此重任，士气大振，喜悦满怀。心中暗想：“一旦抵达新疆，便可装备苏联的先进武器，再次成为红军的先锋力量。”怀揣着这样的信念，红四方面军迅速行动，两万余人横渡黄河，西征之路展开。那时，马步芳麾下仅有两个师的兵力，如何能与这支两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相抗衡。但中央突然发布指令，要求部队停止前行，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准继续西进，也不准撤退。徐向前、陈昌浩对此感到困惑，为何不能携带从新疆得到的武器返回？答案是否定的，那些武器并非为红军所预备。苏联的武器是赠予盛世才的，苏联意在新疆扩大影响力，与红军并无直接关系。中央此举意在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开辟新的局面，建立根据地，为日后留有退路。若陕甘宁地区局势恶化，中央或许还需借助徐、陈的支援。这无疑是中央和毛泽东精心策划的一步棋局。

▲陕北红军态势图

何人具备如此非凡实力，能率领军队跨越两万五千里的征程？我自忖并无此等非凡才能。出于对真相的极大好奇心，他决定揭开谜团，于是秘密前往洛川，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共产党派遣的代表是周恩来与李克农。在周一的会面中，他们对张学良大加赞赏，称少帅青年才俊，若能领导抗敌，共产党与红军均愿受其调度。张学良闻言欣喜，随即与红军达成同盟。他首先慷慨资助红军十万元大洋，并提供了两万套保暖的棉衣棉裤，以帮助部队抵御严寒，缓解紧迫困境；接着，双方建立了情报交流机制，承诺互不攻击，秘密联络渠道得以顺畅建立。

若蒋介石发起攻势，期盼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能够为我军开道，允许红军得以穿越，逾越秦岭，重返徐海东在鄂豫皖的根据地；倘若鄂豫皖的形势无法维持，我们将再次踏上长征之路，投奔河西走廊的徐向前与陈昌浩。由此可窥，毛泽东当时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旨在拯救处于绝境的共产党与红军。

张学良在回复的电文中表示：“不必过分担忧，短期内局势可能发生新的变动。”至于具体的变化，共产党同样无法预知。接着，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您瞧，共产党已经求和，表现出顺从态度，并且接受了改编，难道我们不能将他们纳入军队之中？”蒋介石听后怒斥：“你这年轻人，懂什么政治！”一番责骂后，张学良愤懑不已，心想：“你这老头子，不顾我的面子，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于是，他一怒之下策划了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共同在西安将蒋介石软禁。

西安事变，由张学良一人发起，事前并未与共产党进行任何商讨，甚至共产党对此事毫无预兆。当西安事变的讯息传至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普遍持欢迎态度，视其为捉拿蒋介石的绝佳良机。众人期望张学良能建立起抗日政府，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为此，中央立即派遣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商讨组建国防新政府的具体事宜。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蒋介石必须被严格管控，对杨虎城则保持高度警惕，在必要时可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这种情绪体现了中共中央当时强烈的情感，对蒋介石长征途中的艰辛深表愤慨，认为对其惩罚不可轻易放宽。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内外舆论纷纷对张学良进行指责。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论，指出当前国家面临危机，日本侵略者伺机而动，而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军阀却意图发动政变，企图篡夺权力。他们难道不是乱臣贼子吗？全国舆论一片谴责之声，使得张、杨二人显得异常孤立无援。

经过三天，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下达了指示，明确提出蒋介石适合领导中国抗日，而张学良则不适合这一职务。中共中央应与蒋介石携手抗日，而非与张学良合作。据张国焘的回忆录记载，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兴奋，在窑洞内来回走动，连连表示惊奇，对局势的突然转变感到不解，原本的部署如今竟来了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这难道不是显得我们反复无常了吗？

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说对了。张学良，由于未能赢得民心，中央政府不得不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紧急派遣使者追寻周恩来，并及时将共产国际的最新信息传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便抵达了西安，张学良对他期盼已久，亟欲听闻他的高见。周恩来并未急于与张学良会面，而是首先拜会了蒋介石，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校长，我已如约而至。只要您同意结束内战，共产党和红军将无条件服从您的指挥，与您并肩抵御外敌。”蒋介石正陷入困境，已被软禁半月之久，宋美龄和端纳不惜冒险从南京飞抵西安探望他。宋美龄劝说道：“校长，不要再继续‘剿共’了。南京那边有许多人巴不得您下台，觊觎您的位置。”面对重重困境，蒋介石决定先寻求自保，他对周恩来表示：“只要你们听从我的号令，我可以下令停止内战。”在蒋介石的明确表态下，宋美龄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共同召开会议，强调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呼吁国共两党摒弃前嫌，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敌。最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其过程远不如电影中所描绘的那么戏剧化。

西安事变使得陕北的形势峰回路转，但同时也让西路军陷入了艰难境地。那时，西路军驻守于张掖、武威等地，既不能前进也无法撤退，僵持了长达三个月。正值严冬，即便今日我们穿越河西走廊，仍难觅村庄踪迹，人烟稀少，此地堪称荒芜贫瘠。两万红军的到来，每日粮食消耗巨大，再次遭遇了在草地上遇到的问题——即军队与回族民众争夺粮食。在这三个月的滞留期间，西路军困守河西走廊，冬季无处可避。他们占用回族的村庄与居所，为了取暖，甚至砍伐了回民种植的树木用作燃料。面对这样的举动，回民怎能不心生怨恨？

河西走廊，那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见证了左宗棠对回民实施的重大军事行动。因此，无论回民归属于哪个党派，一旦他们的房产或土地遭受汉人侵犯，他们都会奋起抗争，誓不罢休。马步芳便召集了约五六万民众，组建民团，与西路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西路军在此地久战不决，不仅弹尽粮绝，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未能赢得回民的支持，反而引发了回民普遍的仇恨。这样的形势，注定了战争的走向。在梨园口、高台等地发生的血战，不仅仅是马步芳部队与西路军的对抗，更是以马步芳部队为核心，联合众多回民与红军发起的战斗。

▲西路军路线图

“哎呦，我爷爷曾提起过，红军到来时，对我们这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树木被砍伐，房屋也被拆除。当时，回族同胞与西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父子俩并肩作战。红军以步兵为主力，而回族则以骑兵为主，往往需要五六个红军士兵才能制服一个回族骑兵。我们历经艰辛，终于将他们从马背上拉下，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战马，并组建了自己的骑兵团，与马家军抗衡。然而，当两军交战至阵前，马家军只需吹一声口哨，那些马匹便会驮着红军士兵跑回他们的阵地，因为那些马匹原本就属于他们。”

最终，西路军的败局令人痛心疾首，唯有徐向前与陈昌浩侥幸逃脱，艰难跋涉返回陕北。红军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仅李先念率领的寥寥数百人顽强求生，历经艰辛，最终逃亡至新疆。陈云及时伸出援手，成功接应了他们。 （建议阅读《西路军被俘将士命运悲惨》）

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必须匹配相当。当时西路军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不幸被分配给了马家军的一位团长。王泉媛性情刚烈，宁死不屈，常常以剪刀为武器，抗争到底。马家军见她如此刚烈，便对她施以重拳，将她逐出了家门。然而，王泉媛并未因此屈服，历经艰辛，从甘肃跋涉千里，最终回到了井冈山的老家。

▲晚年的王泉媛，然而，众多红军女战士在无奈之下，选择了投靠马家军。在当地，她们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称号——“共产婆”。只要听到四川口音，便不难辨认她们曾是红军的一员——“共产婆”。在她们嫁给马家军之后，直至1949年，王震率领的部队西征新疆，途径青海、甘肃等地，对当地展开了全面的肃反运动。马家军驻地历经三次“肃反”运动的洗礼，彻底消除了所有潜在隐患。昔日的共产信仰者如今却转身为背叛者，只因为你选择了马家军一方。何不选择坚守信念？那时的政治氛围极为激昂。

直至1979年，我国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历程。期间，复旦大学的一名学子被派往青海湟源县，担任副县长一职，肩负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他深有感触地表示，他所管辖区域内最为严重的冤案莫过于“共产婆”案件。随后，他展开调查，发现仅存几十位共产婆，她们均已步入古稀之年。自1936年西路军失利以来，她们便饱受政治与身体的双重折磨。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众多共产婆终于得到了平反，国家每月给予她们40元的生活补贴，她们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一位名叫董汉河的记者采访了她们，深受触动，并撰写了《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一书。

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西路军的经历，它揭示了哪些深刻道理？革命，得失共存。彼时，西路军担负着为中央政府保留退路的重大使命，因此在那一带陷入了僵局，既未能继续向前推进，亦未选择撤退。直至西安事变得到平息，他们已深陷四面受敌、无路可退的困境。这便是历史，也是西路军所经历的悲剧。

无数感人故事交织在红军长征的画卷中，然而，这部伟大史诗的流传究竟有何奥秘？首先，这必须归功于……埃德加·斯诺。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斯诺应张学良的邀请，秘密踏足陕北之地。适逢毛泽东正遭受严寒与饥饿的双重考验，当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友人抵达时，喜悦之情便在他的脸上流露无遗。毛泽东随即下令红军干部全力协作，搜集各式各样的资料，并要求每位同志撰写个人的长征回忆录，以便斯诺将这些记录携带至上海，为我们筹集资金、募集物资，以期缓解生活之困。于是，斯诺每到一地，我们便向他提供所需资料，并为他安排了采访。他将这些宝贵资料整理成册，便成就了那部声名远播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素材，正是源于这些珍贵的原始记录。

斯诺的采访仅触及了部分内容。斯诺离开后，红军搜集整理了众多回忆录，累积了数百篇稿件。当时，冯雪峰正筹备从延安前往上海，旨在重建左翼文化。为此，延安方面特意将长征回忆录手抄了数份，其中一份便由冯雪峰随身携带至上海。原计划将文稿转交给鲁迅，不幸的是，鲁迅先生不幸离世，文稿便转交给了书商。该书商将这份手抄本秘密珍藏。尽管回忆录已经完成撰写，但由于国共合作的原因，未能及时进行编辑与出版。文稿中包含了对蒋介石的大量负面评价。

毕竟，这份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那个时代，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肩负着毛泽东的重托，负责编纂这些珍贵的文稿。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数位同仁在延安辛勤耕耘于编纂事业，至1942年，他们终于合力完成两部巨著，并赋予其名《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其一为1942年由徐梦秋编纂的铅印本，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二则为冯雪峰所携带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得以重现世间，实为幸事。

1936年《长征记》手抄本

1942年延安再版的《红军长征记》，让这部作品的内容瞬间变得丰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版本便销声匿迹。回想起在延安着手编写《红军长征记》的时光，那些参与者大多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刚刚走过了长征的艰辛，对那些往事记忆犹新。尤为重要的是，那时的党中央并未对写作设定统一的口径或框架，作者们得以自由发挥，随心所欲地记录，从而展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文风。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发现这些文字对前辈不够尊重，因此开始了内容的净化与删减。到了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首次正式公布原始资料，但收录的文章仅有五十余篇，其余一百余篇则已遭裁剪。

《红军长征记》1956年版

我坚定地表达，必须追寻那最初的版本。查阅后得知，《红军长征记》收录了总计100篇文章。我整理了《长征记》。然而，1956年版本的独特之处亦不容忽视，其中所收录的若干篇篇幅较长的综述文章，并非出自我国，而是来自苏联的出版物。

这部极具价值的文献，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署名为“廉臣”。该书于1936年在上海出版，实乃难得的珍品。此廉臣，陈云所言即我。抵达苏联之际，我以“廉臣”为笔名，开始致力于长征故事的传播。在所著作品中，我细腻地刻画了一位国民党军医的英勇事迹，他亲身经历了红军的长征之旅。不过，陈云并未走完全程，在接近泸定桥之时，中央作出了决定，派遣他前往苏联，而潘汉年则需返回上海。如此一来，他们便与红军的队伍分道扬镳。同样地，我也只完成了长征故事初稿的一半。

此后，一部名为《雪山草地行军记》的著作应运而生，其作者杨定华，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正是邓发同志。杨定华与陈云同志同为政治局委员，两人均拥有全局视野，且亲身经历了长征的艰辛。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生动活泼，更充满了强烈的真实感。但需指出的是，他们撰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为了宣传长征精神，故其笔触中无不流露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长征艰辛，难以言表。徐梦秋倾力打造的《长征记》实乃文学佳品，其文辞绚烂，笔法细腻，堪称佳作中的佼佼者。在描绘红军跋涉草地所经历的饥渴之痛、艰苦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在野外求生的困境时，笔触生动而细腻。徐梦秋，这位深受毛泽东器重的宣传工作者，以其出色的文采而闻名。然而，徐梦秋的一生命运多舛，在穿越雪山与草地的过程中，他的双脚不幸冻伤，严重坏疽。当抵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随同斯诺一同前来救治，但最终不得不对徐梦秋的双脚进行截肢，使他终身残疾。即便如此，徐梦秋后来依然得到了毛泽东的再次重用，被派往新疆，与盛世才展开统战工作。面对是否投向苏联还是国民政府的抉择，盛世才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中国人民的一边，尽管他是苏联共产党的成员。最终，他选择归附国民党，并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逮捕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在他完成逮捕任务后，徐梦秋最终选择了屈服，踏上了背叛的征途。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面对盛世才的残酷打压，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徐梦秋投身军统，无法回归。

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毛人凤曾感叹，对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叛逃者，我们此刻已无需追捕，他们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身处绝境的徐梦秋，在刘伯承进入南京之时，仍旧试图与之建立联系。共产党方面回应，历经多方搜寻，竟在此时找到了这个叛徒！于是，徐梦秋被关入监狱，直至1970年代，他在狱中结束了生命。

因此，徐梦秋的这些创作显然不宜公之于众，亦不宜纳入《长征记》的编纂之中。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得以公正地回顾那段历史，于是决定整理并出版徐梦秋的原文。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初期，我以《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作为基准。然而，当我翻阅1936年的手稿时，却发现其中有许多段落描写得尤为生动逼真，例如，我们惊讶地发现喇嘛庙中的佛像竟然可以食用，我们每天将其煮食，味道宛如豆沙，且必须隐瞒其他同志，以免泄露秘密。此类描述，在我看来，充满了真实性。

徐梦秋长征史料越贴近时代，越真实。我已将所有文字完整恢复，即便其中某些内容被划上标记、圈定区域，被个人观点认为不宜保留，我也坚持予以还原。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我认为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整体性。然而，红军阵营中那些文人士子所撰写的文章，无不洋溢着真挚的情感与栩栩如生的细节。红军，他们同样是血肉之躯，是一群洋溢着青春与纯真的青年身影。

彭家伦，红军政治部的一员，他的笔触为我们揭开了飞夺泸定桥之谜。他的文章多次被删减，究其原因，当我细读原文时，方知其笔触细腻地描绘了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抵达国统区乌迳镇的情形。那里，饭馆林立，集市繁华，红军士兵们不禁欢欣鼓舞。在杂货店，他们用两块钱买了16斤盐，惊讶于苏区时两块钱仅能买到一小袋盐，这反映了当时严格的禁运政策。他们满载而归，两个战士喜出望外。另一名战士误将塑料瓶中的墨汁当作炼乳饮用，结果弄得满嘴漆黑，还与店主发生争执。彭家伦及时赶到，告诫那位战士不要犯傻，不应无视店主的劝阻。这些看似幼稚的情节，实则展现了红军的纯真与活泼。长征途中，他们不仅经历了艰辛，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并将这些充满活力的瞬间记录下来，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每当我着手整理《红军长征记》这部著作，我的内心所怀揣的，便是将最为原始的资料融入其内。这些资料越能忠实地还原历史原貌，就越能缩短我们与1934、1935年的时空距离，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

背粮过草地

长征启示有三。

长征旨在生存。没有共产党的引领和红军的坚定力量，革命进程将难以维持。面对“左倾”路线的压迫和苏区失守的困境，毛泽东等人决定撤退，且越往偏远荒凉之处撤退越好，直到抵达那些生存环境极端艰苦、人迹罕至的区域，才能保证部队的生存。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不宜轻举妄动，一旦交战，整个部队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并非怯战，而是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的理智决策。

第二点：方向问题。面临抉择，是选择隐退至偏僻的山野，还是开辟一条通往进步的道路？实现进步的途径在哪里？唯有投身抗日斗争，唯有激发民众的力量。故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往陕北，而非步张国焘后尘，固守在川西北的藏区。这关乎个人的抱负与胆识，而确立正确的方向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脚踏实地，边走边观察，边探索。唯有将个人理想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预定的目标。

第三点，长征无疑凸显了红军所展现的非凡作风与坚定不移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力量，已超越人类体能的极限。跋涉险峻雪山，穿梭泥泞沼泽，感受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征程，是对其逆境生存技能的深刻感悟。我们是否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勇敢投身于事业和工作，战胜重重障碍？若在遇到微不足道的困难时便放弃生命，与红军的精神相比，你的坚韧程度将相形见绌，你只能被视为失败者。红军的故事教会了我们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红军身上，正如传教士薄复礼所赞誉，红军的形象也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敬和敬仰。

张学良的部下在目睹红军长征队伍时，不禁心生敬佩：队伍之中不仅有徐特立等长者，更有蔡畅等众多女性，以及众多归国学子。他们追求的，难道仅仅是财富？显然，他们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堪称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往昔，无数人深受其鼓舞。今朝，当我们再次提起长征，更应深入领会红军长征所彰显的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不仅铸就了共产党宝贵的财富，更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投身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不竭动力。将这一精神融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并将其运用于民族复兴的壮丽斗争，才是对红军长征精神最真挚的传承与最生动的发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