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那边对“水”的紧张劲儿，这些年简直比咱们的季风还准时。

特别是围绕着一个在中国国内连影子都还没瞧见的设想——“藏水入疆”，印度从上到下、从媒体到某些所谓专家，隔三差五就来一波“中国水威胁”的大合唱。

这调门儿，从嚷嚷要跟中国签个什么“流域协议”，到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在上游搞“水炸弹”，一波高过一波，仿佛中国哪天心血来潮，一拧雅鲁藏布江的水龙头，印度立马就得渴死大片土地。

事情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

这所谓的“藏水入疆”，或者更广义的从青藏高原向北方调水的宏大构想，在中国国内别说动工了，它连个正式的“项目”都算不上，目前顶多算学术界和技术圈里的一个探讨方向，而且面临的争议和难度，让它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停留在纸面研究阶段。

连基本的立项程序都没走，更别谈什么详细的施工图纸。

然而，人家印度却像是真真切切有人提着桶冲到了自家水井边上，那股子着急上火、惶惶不可终日的劲儿，每年一到旱季必然准时上演，堪称一种另类的“季节性恐慌”。

其实在2024年5月，咱们国内的相关部门就挺明确地回应过市场上关于“藏水入疆”工程即将启动的传言，白纸黑字地说，根本没收到任何相关的规划通知。

这种“回应”也不是头一回了。

回想起来，2015年那会儿，“藏水入疆”这个词就突然在网络上爆火过。

当时一篇传播很广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准备投资搞这个惊天工程。

问题是翻遍各种官方发布的文件，你也找不着半点支撑这个说法的证据。

可偏偏这种空穴来风的说法，被不少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和印度媒体）如获至宝，一顿转载和添油加醋地渲染，成功点燃了国际舆论场上的这把“火”。

当年咱们水利部就不得不站出来澄清，重申从未对这一“计划”进行过任何规划。

坦白讲，关于从水资源相对丰沛的西部向干旱缺水的北方调水的想法，在中国内部讨论的时间不算短。

各种学术论文和专家研讨会上，相关的思路和初步构想确实被提出过。

比如早在1992年，就有水利专家陈传友首次提出一个名为“藏水北调”的大胆设想，目标是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流经青藏高原的“水塔”区域，通过巨大的工程手段，每年往黄河流域调水450亿立方米左右。

这个设想分了三个工程阶段，规划中要穿越世界上最年轻、地质活动最活跃的青藏高原，翻过横断山脉的天堑，还要钻过秦岭和阿尔金山这些地质复杂区，调水的总路径长度据说超过3000公里！

听起来就让人头皮发麻。

消息一出，立刻被行内人冠以“挑战地质极限的超级工程”的头衔，毕竟这每一步都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光是想想如何安全穿越地震频发的秦岭断裂带、如何应对青藏高原高寒地带的永久冻土层难题、又如何在地壳活跃、落差巨大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下手施工，就足够让全球顶尖的工程团队挠头了。

这设想提出的年代，工程技术水平和设备能力，跟现在比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之后，围绕这个方向，国内不同的研究者又陆续提出过更具体的（或者说更大胆的）方案构思。

有人设想从西藏的林芝一路打通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超长隧道，直接通到新疆的阿克苏。

这个隧道可不是普通的山体隧道，它要贯穿阿尔金山、昆仑山、祁连山这些地质极其复杂、地震多发的山脉核心区域。

更别提隧道掘进过程中将要面对的极端高温环境了——有测算指出，隧道中点的岩层温度可能超过45℃，这个施工难度已经接近于科幻电影中描述的火星地底作业了。

还有学者提出，不如沿着已经运行的青藏铁路线做点文章，搞一个“沿青藏铁路”提水的方案。

具体思路是在唐古拉山口这样的高海拔地点把水提起来，一路向上提升到海拔4700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再考虑向东输送。

听起来似乎省了不少开山凿隧的力气？

但是别高兴太早，整个提水系统需要实现的扬程高达1000米，每年的耗电量初步估算就达到惊人的840亿千瓦时。

这是个什么概念？

几乎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电站年发电量的85%！

这意味着光是为抽水机供电，就得再建好几个特大型电站。

而这项工程本身的预期投资，大家心里都清楚，肯定是个天文数字，保守估计也得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那投资回报呢？

面对如此高昂的基建和运营成本，调水带来的农业、生态效益能否覆盖？

回报周期恐怕会被无限期延长，变成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说到底，无论是“藏水入疆”还是“藏水调黄”，这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技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专家们普遍认可的一点是，它本质上是一个由生态影响、经济可行性、极端地质灾害风险、不可预测的水文循环改变、以及长周期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纠缠的“综合难题”。

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挑战，其复杂性和潜在风险，都不亚于当年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实施。

更关键的是，调水可绝不是像咱们平时在家从饮水机换个桶那么简单，把西边的水“挪”到东边或北边就完事了。

高原上的河流，水量季节性变化（所谓“时令性”）极其显著。

丰水期奔腾咆哮，枯水期涓涓细流。

你在源头调水，必须极其精确地配合着年际、甚至年代际的降水变化规律来操作，还得考虑到冰川融水的微妙变化。

稍有不慎，一个操作不当，就可能导致严重的连锁反应——水源地因为过度调取陷入枯竭，而下游地区又可能因为调水工程意外在汛期增加了水量而引发泛滥。

以雅鲁藏布江为例，它的年径流量算是丰沛，平均流量在每秒1700立方米上下波动，全年可利用的水量资源专家估算大约在1200亿立方米级别。

如果我们简单地想从中调走1000亿立方米，这种量级的抽走几乎等同于釜底抽薪，下游河道变成旱地的风险极高，其潜在风险可能超过三峡工程论证初期的各种极端设想。

所以，咱们国家的工程界在面对这种可能重塑自然地理格局、牵动国计民生的超级项目时，秉持的态度非常清晰：必须以最严格的科学评估为前提，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不可触碰的底线。

科学上没吃透、技术上没把握、风险没控住之前，绝不能蛮干硬上。

因此，这个项目如今仍然处于“议论”和“研究”状态，停留在学术界和规划部门的案头阶段，连正式的可行性研究阶段都还没跨入。

网上热传的各种版本，基本属于民间和自媒体基于零散信息的“畅想”而已。

了解了这个背景，再回过头来看印度方面近乎条件反射式的“水威胁论”，就更有意思了。

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境内叫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确实是印度东北部邦重要的农业、工业和民众生活用水的来源，这条河被印度媒体和智库普遍称为他们的“生命线”。

围绕这条河，关于“上游截流”的恐慌在印度舆论场几乎形成了周期性病灶。

早在本世纪初的2000年，英国媒体就曾声称中国将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全球最大的水电站，消息一出就在印度国内引起巨大震动。

自此之后，这类耸动的标题党新闻，每隔一两年就能在印度媒体上“精准复活”一次。

2006年，印媒声称中国计划从雅江每年截留调走2000亿立方米的水去黄河流域；2009年，风向一变，又有报道说中国打算把雅江水引去东北地区。

更有甚者，直接将话题引向“水资源冲突”，暗示中印之间会因此爆发“水战争”。

推波助澜者中，印度学者布拉马教授是个“积极分子”。

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宣称，“中国在上游的水利工程是对印度的战略威胁。

”为了将中国在其主权领土范围内的水资源利用行为上升到“国际化议题”，成为国际社会施压中国的砝码，他频繁引用一些未经证实、缺乏官方来源的所谓“内部渠道消息”，并极力鼓噪印度应拉着中国签署一个涵盖整个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流域规则协议”，试图以此捆绑中国对上游水资源的主权利用权利。

那么，印度这边为何如此“神经过敏”呢？

单纯从自然水文角度看，雅鲁藏布江虽发源于中国西藏，但它流经印度境内的磅礴水量，实际上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本国境内（尤其是降水丰沛的东北部）的支流汇入。

我国在西藏境内已经建成和运行的水电站，无论是已经发电多年的项目，还是规划中项目，官方多次强调（国内外也都有专业的监测和分析支持），都属于“径流式发电站”。

这种电站的特点是基本不大量蓄水，不显著改变河流的年均总流量（截流），只是利用水流的自然高差势能来发电，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让水流“快速通过”水轮机发电后，下泄的水量基本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它并不像大型水库那样把大量的水“储存”起来不让下游使用。

除了对技术事实可能的误读，印度的焦虑还有其独特的地缘政治背景。

一方面，其东北部阿萨姆邦等地近年来确实饱受干旱灾害困扰，对水资源的保障异常敏感；另一方面，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特别是在东段争议区），无形中又叠加到了水资源依赖关系上。

这种地缘政治的纠结，使得印度官方和民间很容易把“水”这一生命资源，放大成一个极其敏感的、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筹码”。

然而，一旦这种战略思维完全脱离了客观事实和科学基础，很容易就会滑入“自我恐吓”的怪圈，把臆想中的威胁，当成实际存在的敌人。

印度在水资源管理和邻国外交问题上，似乎特别习惯戴上“安全”的有色眼镜，尤其是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上游水利项目时，几乎是一触即跳的敏感神经。

敏感可以理解，但讲话、提出指控总得拿出点像样的证据吧？

这方面，同为下游国、与中国没有直接陆地大江联系的孟加拉国，其实有更切身的体验和发言权。

孟加拉国被誉为“千河之国”，但真正养育其庞大人口的，主要是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这两条大河的洪水泛滥平原。

该国三分之二的人口生计高度依赖这两条河带来的水源和肥沃土壤。

孟加拉国与印度共享着漫长的边境线和这两条大河。

然而，从1975年开始，印度为了保障加尔各答港口的运营（需要冲刷港口的泥沙）和国内工业发展需要，在其境内靠近孟加拉国边境的法拉卡地区（Farakka Barrage）修建了一座大型拦河坝。

这座大坝的建成运行，使得大量原本应该流入孟加拉国境内的恒河河水被印度上游截留使用。

法拉卡大坝的长期截流，给孟加拉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旱季缺水、土壤盐碱化加剧、渔业资源锐减等生态灾难和社会经济问题。

为此，孟加拉国历届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各种国际场合、包括联合国，提出强烈的外交抗议。

经过漫长艰难的谈判，直到1996年，印度和孟加拉国才签订了一份关于共享恒河水的协议（Ganges Water Sharing Treaty），该协议明确规定了在每年关键的枯水月份（1月到5月），印度在法拉卡坝应向下游孟加拉国释放的最低水量份额。

这份协议被视为当时水资源外交的一个突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协议签署后的二十多年里，孟加拉国方面多次指责印度并未严格遵守协议的规定放水，特别是在2016年和2018年，孟方声称印度在枯水期的实际放水量远远达不到两国协议中约定的最低保障线，导致孟境内再次出现严重的用水危机，甚至引发了民间的强烈抗议浪潮。

把视线转向中国，再看看作为澜沧江（出境后称湄公河）上游国家的做法。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

作为上游国，中国在2000年之后一直在努力提升信息透明度，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比较稳定地向下游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五个国家及时提供澜沧江的水文信息预报系统（包括汛期洪水和枯水期水情），帮助这些国家提前应对水情变化，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这种基于合作互信的实践，展现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再看回涉及中印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

目前，中国在其境内的雅江段仅建设了数座规模不大的径流式水电站（如前所述，影响的是瞬时流速，不是年均下泄水量），并没有修建任何大型蓄水水库或具备大规模截流功能的水利枢纽（如三峡那种规模级）。

反观印度，它在其本国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段已建和计划兴建的水电项目不在少数，而其开发利用的尺度和下游影响评估（特别是对邻国孟加拉国），其透明度和对下游影响的慎重程度，似乎并未达到它所要求上游中国的那种“标准”。

这态度上的“双标”，还挺耐人寻味。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国际法和普遍遵循的水资源利用原则。

现行的国际水法（如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核心原则是强调沿岸国的“合理和公平利用”（Reasonable and Equitable Utilization），同时要求开发利用国要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对下游国造成“重大损害”（No Significant Harm）。

但这里有个基本前提被印度有意无意模糊处理了：这些原则主要适用于国际水道，即流经多国的河流。

而对于纯粹发生在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并不跨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比如如果中国是在国境内跨流域调水，并不涉及向境外减少放水的截流行为），国际上通行的认知是国家拥有自主开发的主权权利。

没有任何国际水法条约明确规定，一个上游国家在对境内非跨境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之前，必须事先征得下游国家的正式同意。

打个比方，你家院子里有口井，这井水只供应你家用，没流入邻居家，你要怎么用（只要不严重污染地下水），基本上不用跟邻居打报告。

当然，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涉及跨境河流时（如澜沧江），确实在主动加强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但这更多是基于睦邻友好和维护区域稳定的政策选择，而非必须履行的硬性国际法律义务。

换句话说，水的源头在哪里，谁就对这片土地上的水资源拥有首要的管理权和开发权，这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

印度拼命推动所谓的“中印流域协议”，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制造国际舆论压力和构建某种“规则”框架，来限制中国在西藏这一“亚洲水塔”地区自主合理开发利用其境内水资源的权利。

这是把地缘政治博弈的手，伸向了水资源主权领域。

说到底，印度关于“藏水入疆”（或中国上游开发）的过度焦虑，其根源恐怕并不真正在于它认为未来雅江水量会因此大幅减少（至少目前的开发方式还看不到这种效果）。

这种焦虑，更深层地植根于印度对中国在西部边疆地区整体发展战略推进的担忧和紧张感。

某种程度上，它担心的是中国通过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水利工程）不断强化对西部领土的开发和控制能力（所谓“西进战略”），担心水资源的调配可能微妙地改变区域内的地缘力量平衡。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国家政策不能建立在纯粹的臆想和恐慌之上，外交框架也不能用莫须有的猜测去打地基。

水往低处流，这是亘古不变的物理规律；但智慧和理智，往往需要沉静的心态才能生发。

对中国而言，在广袤的西部国土上，该科学调研、充分论证、审慎调度的水资源，国家一定会基于科学规划和生态保护的原则去实施；该依法管理、维护公平利用的江河，也一定会严格依据国内法律和国际共同接受的准则去落实。

至于外面某些国家那些缺乏根据的指责和喧嚣，咱们不妨冷静看待。

与其花费大量精力无谓地担心别人的“水龙头”会怎样，不如先低下头，把自己的那几座大坝管理好，理顺与真正紧邻下游国家的水资源合作账本。

毕竟，大河奔流，管好自己的流域，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与安宁。

#图文作者引入激励计划#